【史志论坛】2025年方志学理论研究综述||李兆赢
2025年方志学理论研究综述
李兆赢
自梁启超首次创立“方志学”概念至今，方志学已发展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专门学科。方志学同时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因此，对方志学理论的回顾和总结不仅有助于推进理论研究，同时也为地方志工作提供借鉴。2025年6月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印发了《全国第三轮地方志书编修试点工作暂行办法》，标志着第三轮修志工作进入新阶段。近年来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也对方志学研究和修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回顾2025年的方志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笔者以“地方志”“方志”“志书”“修志”“方志学”“旧志”“年鉴”“地方综合年鉴”为关键词，对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读秀学术搜索中2025年发表的地方志论文进行检索，经过重复筛除等工作，最终得到论文596篇，其中期刊文章553篇，学位论文40篇，会议论文3篇。此外，经过对知网、读秀、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等数据库进行检索和筛选，最终得到2025年出版方志相关书籍69部，其中旧志整理56部，方志论著13部。下文主要根据上述成果的研究主题分为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方志编纂研究、地方志事业发展研究、方志史与方志学史研究、方志整理与利用研究、志书评介与研究、方志人物研究、年鉴研究8个部分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其中部分文章是综合性研究，文中涵盖了多个主题，为避免重复分类和讨论，本研究依据文章的中心议题进行归类。
一、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
2025年关于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论文共有38篇，较去年有所上升。研究基本围绕方志学基本理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方志学与其他学科关系、方志文化、地方志的功用与价值等五个主题展开。
（一）方志学基本理论
方志学基本理论主要包括对方志性质、定义、功能与特征等问题的探讨。王复兴针对目前方志界混淆史、志性质的现象，从历史沿革、机构设置、学科属性等角度对地方志和地方史的关系进行辨析，提出志和史是性质不同的两种事物，地方史不可以也无法纳入地方志，明晰了地方志的概念内涵及地方志部门的工作范围。吕克军探讨了“文化主体性”作为重要理论指引，对方志理论体系形成的关键作用，倡导活化方志文化发展与传播方式，形成地方志文化主体性。
（二）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
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是方志学基础理论的重点研究领域。张晨和巴兆祥利用量化分析手段探讨了近十年来方志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及其特征，指出方志学存在基础理论不足等问题，为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借鉴。沈松平和朱瑞阳通过总结我国高校方志学教育发展经验，提出应采取依托历史学专业、完善方志学理论体系、坚持校地合作等手段，推进方志学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三）方志学与其他学科关系
方志学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与相邻其他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潘捷军探讨了史学、地理学和文献学对方志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各学科与方志学的历史渊源、学科定位等关系，并论证了学科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秦浩翔和谢宏维总结了近20年来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和后现代史学等新兴理论对地方志研究产生的影响，并指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可突破的方向。林光钊则聚焦于古代文学与方志学的有机结合，梳理古代文学视域下方志的研究脉络，并提出应进一步推动跨学科融合研究。方志体小说是方志学与文学的有机结合，近年来对方志体小说的探讨逐渐成为热点。王行和刘雨探讨了孙惠芬的方志体小说《上塘书》，对方志结构、体例和形式的借鉴。伍燕翎分析了黎紫苏的小说《流俗地》，如何立足女性视角，在继承方志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地方叙事。
（四）方志文化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方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手段。韦恬和刘蒙论证了新媒体技术在地方志成果传播领域的绝对优势，认为应借助新媒体技术进一步盘活地方志成果，增强方志文化的传播效果。王蕾提出应以共有共享少数民族文化为目标，构建少数民族方志全媒体传播体系。微信公众号正逐渐成为传播方志文化的重要渠道。冯潇威指出地方志微信矩阵在地方志领域的应用，对宣传方志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冯潇威和邹桂香分析了江苏省地方志微信公众号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提升策略。
（五）地方志的功用与价值
探讨方志价值的利用是方志学的基本研究任务之一。杜灵燕和余璐通过分析具体案例，指出地方志在商标保护和市场竞争中的重要作用，并针对现状提出相应的提升措施。许晓东认为古籍志书具有史料性、专题性、时代性和地域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科技和当代地理教育发展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杜冬生分析了地方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的理论作用与实践价值。贠有强指出现阶段乡村志的编修及开发利用工作的短板，探讨了方志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方法。
二、方志编纂研究
2025年对方志编纂研究的关注度较往年有所回升，学界共发表论文76篇。内容包括方志编纂理论研究、综合志书与专业志书编纂研究、对二轮修志经验的总结和对第三轮志书编修的探讨等。
（一）方志编纂理论研究
方志编纂理论包含了对方志思想内涵、编写原则、体例结构、质量标准等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梅森论证了AI+方志编纂的可行性，直观展示了运用人工智能手段编纂方志的具体流程，指出AI所具有的优势，以及地方志编纂者合理运用AI的手段和方法。赵龙和胡俭认为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分析了将其融入地方志编纂的重要意义与核心路径。孟渊从概念、源流、内容、要素、核心原则等方面对作为地方志体裁主体的“志”进行探讨，提出“志”的编纂过程中应注意“志属信史”“横排竖写”“述而不作”等基本理论与方法。俞富江聚焦于地方志书编纂质量的提升，从创新框架、调整结构、遵循体例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詹跃华全面考察了志书述体的作用、写法、特点等要素，提出在述体运用的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张小莲关注入志人物的选择标准，针对目前在人物选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注意事项，总结方志中人物的写法。
（二）诸志编纂研究
诸志既包括省、市、县、乡镇志等综合志书，也包括各行业、领域的专业志书。
1.综合志书编纂
乡镇志、镇村志的编纂持续成为讨论的热点。许善军从编纂理念、内容、志书功用等方面归纳总结了江苏名镇名村志编纂的启示。章慧丽指出民风民俗在镇村志编写中存在重要意义，就写作内容和技巧等方面提供建议。钱茂伟和王笑航考察了30年来规模化村村修史志的类型与特点，为村史志编修提供借鉴和参考。鲍惠舫结合亲身实践，归纳了常州市区志、部门志和乡镇志编纂过程中总结的经验。赵丽和潘其锐基于盐城已出版的镇村志，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个维度，重点探讨镇村志如何推动盐城乡村的现代化转型。
2.专业志书编纂
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是专业志书编纂领域所关注的重点。刘传仁针对《全面小康志》的编纂思路、工作目标、资料选择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徐志和龙若兰通过考察湖南省县级扶贫志编纂实践，分析了扶贫志编纂过程中存在的定位认知不准、篇目设计不合理等共性问题。此外，赵明明参照《上海市级专志·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志》，研究了“银行志”的篇目设计和内容呈现。陈勇以《北京援藏志》为例，论述了跨区域事业专志的编纂模式。王笑航回顾了海洋与渔业志的编纂概况，通过对比分析，总结修志经验并提出建议。
（三）对第三轮志书编修的探讨
2025年第二轮修志已全面完成，第三轮志书编修正式展开试点工作。因此，总结二轮修志的经验和教训，并为第三轮志书编修提出规划和建议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莫艳梅考察了二轮修志中的重修志书，分析其采取这一编修模式的原因。朱崇飞回顾了江苏省两轮市、县（市、区）志的编纂历程，论述修志成就与影响。陈郑云总结了上海市二轮区县志编修过程中，在体例、叙事等方面对首轮志书编纂的继承与创新，为第三轮区志编修提供启示。杜林从文献研究视角，反思前两轮修志工作经验，为提升第三轮修志工作效能与志书质量提出新方法。覃大鹏从编纂方式、队伍建设、战略要求等方面为第三轮地方志编修提出思考。范永恒综述了全国第二轮修志的工作总结和第三轮修志的相关问题。王炜探讨了第三轮修志的组织架构和路径创新，重点关注数字赋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三、地方志事业发展研究
2025年关于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研究文章共有49篇，数量与去年基本持平。大致可分为地方志事业管理工作、方志馆建设和地方志数字化建设三个方面。
（一）地方志事业管理工作
地方志事业管理工作包括事业规划、资源开发、队伍建设等方面。杨卓轩分析了全国史志期刊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认为必须提升内容质量，走融合发展之路，打造全国史志期刊集群，才能实现以高质量期刊为平台，打造高水平学术阵地，推动全国地方志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吴春宏以绍兴图书馆参与地方志工作为例，揭示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地方志事业的重要意义，提出公共图书馆应通过收集和保管地方志文献、开发利用和宣传推广地方志资源、参与方志馆建设、助力方志学研究等行为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宋智敏和李文静回顾了地方志编撰的法治化历程，针对目前存在的现实难题，讨论了法治化保障的具体路径，提议建立完备的地方志法律体系和相应的配套制度，助推地方志事业的转型升级。乔志远鉴于《地方志工作条例》已无法满足地方志事业的发展需求，参考日本《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的立法过程与实践运用，为我国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法治建设寻找思路，提出以立法为推手实现地方志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李秋洪的研究表明，在人工智能时代，地方志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机遇，应平衡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承，从人才、技术、制度、法治、伦理等多个层面积极应对。高加康和彭容容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征与地方志资源的属性，剖析了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机遇、挑战与对策。孙天琪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揭示了修订《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必要性，为修订工作的规划与实施提出思考，并强调了修订工作的现实意义。
（二）方志馆建设
目前，全国方志馆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方志馆建设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张利利系统梳理了方志馆展览实践和研究背景，利用分析模型研究其发展的优劣势和机遇挑战，提出对应的优化发展策略。杨娟结合方志馆建设实例，全面探讨了方志馆的基本属性与功能定位，着重强调提升其地市文化窗口功能和服务能力，使方志馆真正成为城市文化名片和会客厅。邓雷从建筑类型学视角出发，以国家方志馆重庆长江分馆为例，深入探究了方志馆空间营造的“原型”提取路径，提出了适用于当代方志馆的建筑设计策略。蔡智慧探析了方志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的概念定位，明确了方志馆的核心功能与价值体现，探索科学体系的构建路径，创新开发利用手段。
（三）地方志数字化建设
信息技术的进步为地方志数字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此背景下，数字化建设已成为地方志工作转型的必然选择。王娟对地方志档案管理数字化创新展开研究，分析了档案管理体系面临的困难，讨论了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基础与时代价值，并尝试对智能化平台的构建、采集与储存技术的提升、服务模式的优化、安全防护体系的建设提出优化方案，论述了体系建设的意义与实施规划。董慧芳基于黑龙江省地方志档案数字化实践经验，从基础标准化和技术标准化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涵盖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元数据、格式转换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的完整标准体系，规范了数字化工作流程，提高了数字化质量，为地方志档案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有力支撑。刘佟军回顾了江苏省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历程，完成了从建设独立门户网站、引入多媒体呈现，到构建全省标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方志馆、探索人工智能应用的阶梯式演进，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功能到多元赋能、从业务支撑到智慧引领的发展路径，并提出推动地方志从传统编纂管理积极向“人工智能+”转型。龙存钰等人针对方志数字资源在共享程度和服务水平方面的不足，以楚剧为例，实现了面向非遗领域的传统戏剧类方志数字资源的有效组织与知识挖掘，验证了语义出版方案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为后续方志数字资源组织和语义出版应用提供了参考。刘涛采用史料考证法，依托修志档案、方志文本等一手资料，总结了晚清至民国方志出版技术转型的经验，得出了转型是技术与需求的适配结果的结论，为当代方志数字化提供了重要借鉴。
四、方志史与方志学史研究
2025年方志史与方志学史研究共发表论文26篇，数量较去年略有上升，但仍是方志学研究中比较薄弱的领域，内容主要涉及方志发展史和方志学发展史两个方面。
（一）方志发展史研究
方志发展史的研究，主要包含历代方志发展史和区域方志发展史。
1.历代方志发展史
姚刚苓重点探讨了明清时期地方官修志书在体例与功能上的深度变革，研究表明志书体例演进受国家权力渗透，儒学教化及经世致用思想驱动，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在文化上，志书兼具建构地方治理知识体系，与塑造地域认同记忆的双重功能，为后世史学研究与方志续修奠定了基础。杨茂林研究了4部明清至民国的《吴县志》，聚焦入志标准的动态调整，发掘背后权力话语，提出方志特定标准成为各方利用的工具，地方志是权力话语的展演场，其塑造的地方记忆也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乔方悦聚焦于方志中“文化”部类的演进过程，认为民国时期“文化”的表述突破，深刻影响了方志的编纂内容与形式，而文化志的发展历程，为理解“地方”提供新的路径，展现出文化志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彭兴隆以三才思想等文化资源为窗口，观察宋代以来方志的定型与发展历程，研究表明，从宋元到明清时期，三才体方志逐渐由盛转衰。三才思想进一步深化了方志的文化内涵，拓展了其文化承载力，方志也逐渐成为承载士人政治文化理想的载道之器。
2.区域方志发展史
陈代吉对贵州方志的编修情况进行考察，认为清代贵州方志有数量庞大、质量上乘、呈多元化发展的特点，为研究贵州历史发展提供了大量参考，同时指出有很多志书未曾被整理出版，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黄雨以明清时期南昌府地方志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南昌地方志的编纂体例与编纂过程，进而探讨地方志编纂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认为地方志既体现了当地宗族势力的发展，又展现出地方势力对国家的认同。陈郑云回顾了明朝至民国陇蜀道沿线地方志的修纂情况，认为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既为研究陇蜀道互联互通的历史情况提供了资料来源，也为当前蜀道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历史依据。方宁从编纂制度化视角出发，研究了清代的三部《武宁县志》，认为《武宁县志》的编纂呈现体例渐趋程式化、内容渐趋考据化和资料渐趋多样化的显著特点，提出县志纂修受社会背景的深刻影响，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方志学发展史
王复兴分主题梳理了民国时期方志学的发展情况，认为这一时期方志学具有“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鲜明特征，“方志学”正式成为现代学科，在社会和学界的地位逐步提高；与此同时，方志编修观的变革受到时代和社会的羁绊，先进的修志理念与实践存在脱节，部分志书内容带有时代局限性，因而提出对民国方志学的评价应秉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李金娟借助计量分析工具对近三十年来中国地方志研究进行总结和分析，以统计图表和知识图谱的形式进行可视化呈现，认为当前研究中存在着学术关联松散、交叉学科研究良莠不齐、文本空间仍待开拓等问题，提倡方志工作者应兼顾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注重地方文化独特性的保留。
五、方志整理与利用研究
方志的整理与利用历来是方志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主题，2025年同样如此，相关论文共计231篇，占研究总量的比例接近40%，其中学位论文24篇。这一部分主要可分为方志整理、志书利用和方志书写三个方面。
（一）方志整理
方志整理以旧方志为研究对象，主要涉及志书的辨误和考证、对志书记载资料的整理和辑佚。
1.志书辨误、考证
郭维勇纠正了康熙《凤阳府志》中的三处错误。杨绍固和郝建华利用文集、方志、碑刻等史料，考辨了嘉靖《广信府志》中对人名的混淆，并指出其致误之源。李军对乾隆《镇洋县志》中记载的“椒山序”进行辨伪，提出在学术研究中应慎重对待出自地方志的孤证。
2.志书资料整理
方志资料的整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而一直是方志整理中的重点部分，2025年度的研究主要围绕方言文献、音乐史料的整理和佚文、佚诗的辑考等方向展开。杨彦智在整理河南方志所载方言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方言文献在方志中的分布与变化规律、内容与体例、价值与局限等特征，为方言文献的整理和校勘工作提供参考。念颖对明至民国时期云南方志中的方言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诠释，探讨其对民族学、移民史、文化认同以及辞书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孙宇琼对清代安徽方志中的音乐史料进行整理与分析，集中于地方礼乐实践、民间音乐活动和文人音乐三大类，充分展现了安徽音乐文化独特的历史地位。张天祥梳理和归纳了清代云南地方志中所载的音乐史料，重点研究了祭孔和民俗音乐史料的传承和分布情况，为音乐文化生活的研究提供了历史依据。王建勇从弘治《溧阳县志》中辑佚出四篇《全宋文》失收的遗文，充分发掘了方志在文献辑佚方面的重要价值。唐东堰和陈紫雨从《怀来县文化艺术志》和《泗洪县志》中辑录出叶圣陶的三首佚诗，并对诗歌的思想内容进行释读，为叶圣陶的旧体诗词研究提供了材料。
3.志书辑佚
高树伟考释了《永乐大典》辑录方志的体例，认为其大致以明初纂修志书为纲，重点辑录了明初新修的志书，如没有本朝新修志书，则按时间依次辑录唐宋志书，研究加深了对《永乐大典》中方志纂修情况的认识，为古方志的辑佚提供参考。
（二）志书利用
方志记载面广，资料充实，内容丰富，可以应用于各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及实际应用之中。社会研究领域，刘佩在梳理清代陕西地方志中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乾隆朝陕西吏役工食银问题展开研究。封磊和高勤浩利用方志与嘉靖刑科题本互证，揭示了清中叶川省底层民众的生计特征、治安状况、饮食结构、社会矛盾、基层市场等生存面相。灾害研究领域，胡鹏等人基于对大量方志材料的统计和分析，提出了一套新的历史灾害信息识别与分级方法。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罗建新和陈荟坪从数据库建设、跨学科研究、文化传承、旅游开发等方面，探讨方志与蜀道资源创造创新融合的实践路径。医药研究领域，陈家凤等人通过将本草著作与地方志史料相结合，对不同地区药用的巴戟天基原进行了考证，厘清了不同产区的巴戟天基原，为巴戟天正本清源提供了本草学依据。旅游研究领域，戴依依利用地方志与明人别集等史料，系统考察了明代江浙地区的夜间旅游活动，构建了明代江浙夜游活动的类型谱系，揭示其地域特征与影响。
基础教育领域，吕程远指出将地方志融入高中历史教学，具有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补充史料探究资源、培养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等价值，研究针对广西地方志史料在高中历史教学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探讨地方志史料的使用原则及实践注意事项。葛俊超和刘和洪选择以“认识传统方志”作为历史选修课程的主题进行讨论，研究了在《课标》规定下，课程编制与研究性学习活动设计如何展开。盘伟国和李文翎探讨了依托地方志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实践路径，从主题选取、目标设计、内容整合、活动开展、评价实施等方面进行规划。高等教育领域，钱益以宿州地方志为研究对象，探索地方志文献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与机制，助力新时代地方高校思政课程改革。
（三）方志书写
探求方志自身作为文本被书写、建构的过程，已逐渐成为方志学研究中的新取向。其中，边疆治理、民族关系等成为2025年方志书写领域的研究热点。方天建根据清代云南边境府州志，审视“大一统”理念融入方志编纂的形式、特征与价值，认为这一文化实践既为云南留下了文献记载，又起到了巩固边疆，维护国家“一统性”的重要作用。秦浩翔从历史书写与文化建构的角度，探讨清代广西的方志编纂，研究表明，方志书写为增强边疆社会的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边疆治理与国家认同具有重大意义。杨公卫和刘源聚焦于清代中期的《里塘志略》，研究康藏方志中的历史观念与历史书写，探讨了清代中期以来疆域、民族观与边疆治理观念的发展转型。蓝武和陈文玥以嘉庆《广西通志》为中心，提出通过分析清代广西地方志的书写内容，可以挖掘编纂主体的多元身份构成，并揭示文本生成机制与民族地区复杂关系的互动过程。曾叶萌恬以南宋福建州志《三山志》与县志《仙溪志》为例，通过对比研究分析方志编纂实践中国家权力与地方主体之间的张力，进而提出方志是秩序建构的文化实践，可为理解宋代基层社会构筑提供新路径。关珺天关注了晚清解州方志的地方书写，揭示了方志编纂过程中通过对重要人物与事件的合理安排，整合塑造地方文化和社会记忆的具体实践。
六、志书评介与研究
2025年关于志书评介与研究的成果有论文97篇，其中有12篇为学位论文，成果数量较去年有所上升，在所有主题中排名第二，内容主要分为方志评介与旧志研究两部分。
（一）方志评介
方志评介对象包括新志和方志论著两部分。
1.新志评介
吕立汉和王逍高度赞扬了《浙江通志·少数民族志》，认为其既做到了编纂方法的创新，又彰显了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苏奎俊结合对新疆抗日战争历史的梳理评价《新疆抗日战争志》，认为这是一部有助于增强新疆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高国家认同自觉性的教科书。田保家对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自发组织编纂的专志《国投志》进行述评，指出其引入了纪事、案例、简牍、亲历者说、故事等新的体裁元素，为地方志体例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
2.方志论著评介
近年来，不断有优秀的方志论著出版，使得方志论著的批评研究成为热点。任树民认为《三峡地区旧志文献整理与研究》以其系统性、多维度的研究路径，实现了从文献载体到文化价值的学术转化，为区域旧志文献研究提供了创新性范式。张仲伟认为巴兆祥的《方志学新论（增订本）》一书紧扣方志学传承的学术传统，针对新一轮修志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富有前瞻的理论思考，体现出理论自觉、现实关怀与学术创新精神，为新时代方志事业提供了坚实支撑。陈泽泓认为沈松平在《方志编纂学述论》中全面介绍了方志编纂理论，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具有实践可操作性，可以为第三轮修志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此外还对书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商榷。
（二）旧志研究
明、清两代传世方志有数千种，为旧志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此，这一领域一直是方志学研究的重点，成果丰富，且学位论文占比较高。张喆探析了乾隆《太平府志》的文献价值，认为是志在继承前志的基础上详加考证，并革除弊病、改善体例，是研究清代太平府的重要资料。冀子冰和哈斯巴根考察了“外藩书”的成书情况，重点分析了蒙古诸部的入志过程及意义。应梓芊和朱翊菲比较了万历《湖州府志》和天启《吴兴备志》，并以资料是否丰富翔实和准确可靠为标准对两部志书进行评判，指出万历志饱受诟病，而天启志多被视为佳志。孙佳结合乾嘉史学思潮，论述了清代第一部官修宁夏通志《〔乾隆〕宁夏府志》的编纂思想，认为其具有“画一”“尚简”“求是”“折中”等特征。刘光喜从方志中的《金石志》视角切入，研究了翁方纲《粤东金石略》的编纂性质和体例，阐述了金石著录与方志中《金石志》之间相互影响的机制。
七、方志人物研究
2025年方志人物研究的相关论文有18篇，数量上无大幅变化，但占比相对下降，是方志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领域。方志学家和修志人物是方志人物研究中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一）方志学家
杨慎与章学诚一直是方志学家中备受关注的两位学者。高云翔结合历史背景论述了杨慎的方志编纂与理论创新，指出他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认知对当代方志编纂依旧具有启示意义。薛璞喆和黄彦震以方志为线索讨论了章学诚“掌故”说的形成、内涵与价值，纠正了近代以来对“掌故”的误解，指出章学诚旨在提高方志的价值，使之获得近似于“六经三史”的学术地位。赵心愚和程峰对任乃强的方志思想与修志实践进行研究，指出任乃强在学术研究中结合文献与实地考察，对志书进行考证与辨伪，论述了任乃强对《西康通志》的规划工作。沈松平和王露茜重点探讨了来新夏在新志编纂、志书质量、读志用志、学科建设等方面的若干创见，指出他为新中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徐宏根据李泰棻的理论著作《方志学》与总纂的《阳原县志》探讨了他在民国方志学发展中的地位，认为李泰棻的理论与实践不仅继承传统，而且回应新时代，具有承上启下、促进学术转型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周子淳以仓修良的《方志学通论》为重点分析他对方志理论发展的贡献，指出仓修良在书中首次阐明了我国方志发展的历史与规律，概括总结了方志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并对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予以重点阐述，还为我国方志编撰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二）修志人物
李沈鸿考察了晚清士人严辰在其编纂的光绪《桐乡县志》中体现的修志思想，认为严辰尊重传统，很好地兼顾了儒、史两大笔法，同时也有一定的创新。高兰研究了清末官员张伯魁的生平和他编纂的《崆峒山志》，指出张伯魁对传统纲目体体例进行了突破和创新。张世民聚焦于嘉靖《高陵县志》，从思想基础、义理史观和著述风格等角度考述了纂修该志的关学宗师吕柟的修志实践和学术思想。徐憬怡整理了乾隆朝官员张松孙总纂的一府八县志书中的序跋，从序跋概况、文体功能、艺术特色和修志理念四个方面展开探究，对序跋文体与当时的方志修撰取得了深刻的认识。
八、年鉴研究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将地方综合年鉴列为“两全目标”之一。此后，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与研究日益得到重视。2025年有关地方综合年鉴的研究有论文61篇，较往年研究成果数量略有减少。研究集中于年鉴事业发展、年鉴编纂和精品年鉴三方面。
（一）年鉴事业
1.年鉴发展理论
陈美玲聚焦于年鉴的主要价值与功能，认为存史是年鉴的基本功能和第一功能，提出通过当年编纂当年出版、构建年鉴质量标准体系和以高品质获取社会大众认可等方式提高年鉴存史价值。蔡婉玲分析了年鉴数字化的必要性和传统纸质版年鉴的困境，提出通过建立年鉴一体化平台管理系统、提供年鉴资源服务和构建多维数字场景等方式探求年鉴创新发展的具体路径。高伟明从质量建设与年鉴观重构的视角出发，探讨四川省年鉴质量提升行动的具体过程与启示，认为在理论层面需树立正确的年鉴观，深化年鉴认知，在实践层面需优化编纂方法，科学设计框架，精细加工内容。吴朝庭的研究指出，提高入鉴照片质量是提升年鉴质量的重要抓手，应把握好选图“大多数”、内容“正能量”、图注“文简事丰”和全书“以图辅文”四项原则优化入鉴照片的质量。
2.年鉴利用
洪姝佳和余璐讨论了年鉴证据在司法诉讼中的应用，认为年鉴具有权威性、系统性、公开性等优势，但也面临时效滞后、数据连续性不足、使用规范缺失等问题，为年鉴工作的发展提出建议。崔泽宇和崔效国讨论了年鉴体例的定义、组成与核心，提出了强化年鉴服务支撑志书编修的五大路径。
3.年鉴人才队伍建设
张璇综述了首期全国年鉴高层次人才研修班的研讨内容，指出人才是新时代推进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年鉴质量建设依靠高水平的业务人才，应大力推进年鉴人才队伍建设。陈上海以赣州市年鉴工作为例，提出从注重以上率下、史志人才融合发展和用好“外脑”三个方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夏小平的研究表明，年鉴质量问题的根源在于人才短板，基层年鉴人才队伍中普遍存在人员少、流动大、专业人员短缺等现象，严重制约了年鉴事业发展，从加强业务培训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二）年鉴编纂
年鉴编纂是年鉴研究中的重点，2025年学界对年鉴编纂的研究主要围绕编纂理论、年鉴类目设计以及年鉴编辑出版三个方面展开。
1.编纂理论
叶婧怡等人指出了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提出以思维重塑为先导、以技术赋能为核心、以制度完善为保障、以组织创新为动力的实现路径。覃大鹏以陕南7部2023年县级综合年鉴为例，在分析年鉴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从框架结构的规律性、综合年鉴的特殊性和条目覆盖的完整性入手，提高年鉴的编纂质量。阳晓儒研究了年鉴中特载、专记、专文编纂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王婷在分析9部省级综合年鉴的基础上，指出当前年鉴对新质生产力内容的呈现存在问题，认为可以通过拓宽资料来源、调整篇目设计和创新编纂方式等实现年鉴编纂的转型，提升新质生产力内容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2.类目设计
李海明通过分析22部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发现乡村振兴相关类目编纂存在归属不合理、记述不全面、编纂不规范等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孟亚男结合28部省、市级综合年鉴框架编排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年鉴经济部类框架设计现状、存在的问题和疑点，探索了年鉴经济部类框架编排的基本原则和要领。李涛和王慧以第一至七批中国精品年鉴为例，探讨了军事内容中存在的篇目设计不够合理、类目名称不一、分目划分混乱、条目设置随意性大等问题，进而在界定军事内容基本范畴的基础上，提出军事内容篇目结构的合理设计。李荣梳理了5部中国精品年鉴的随文图片选用情况，探讨了随文图片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升年鉴质量的实践策略。宋铭月针对当前年鉴中社会科学部分类目框架设置混乱的问题，梳理了相关概念，提出设立社会科学类目的构想。陈红和刘伯伟通过梳理30部年鉴社会部类的框架设置和内容记述情况，发现社会部类存在概念混淆、分类不科学、标目不准确、内容缺失、特色不突出等问题，并对以上问题的解决措施作了思考。赖建明和叶芸汐讨论了年鉴经济部类记述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认为应通过设计科学的记述框架、明确记述重点、收集权威数据与案例等手段，系统记述数字经济、产业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容。
3.编辑出版
杜鹏鹏分析了地方综合年鉴编校中的常见问题，认为当前在年鉴框架结构设置、涉及敏感保密内容、图表和正文编校等方面较易产生问题，提出编辑应熟悉年鉴编纂出版相关规定，并加强与作者沟通的应对策略。
（三）精品年鉴
深入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是持续深化年鉴质量建设的重要抓手，学界从精品年鉴建设理论和经验总结两方面为如何提高年鉴质量提出建议。
1.精品年鉴建设理论
徐尉分析了打造精品年鉴的要素与途径，指出要把握守正不守旧、创新不离根和强基又固本三大关键原则，创新框架设计与内容记述，从坚守正确编鉴理念、优化框架结构、务求内容实用、注重流程管控等六个方面贯彻精品年鉴的建设路径。牛远峰论述了改革创新精神在打造精品年鉴中的作用，提出应聚焦新的文化使命，找准年鉴工作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坐标定位，贯彻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重大原则和科学内涵，进一步增强年鉴产品供给的服务能力。高生记对年鉴编纂进行了学术化审视与实践反思，认为可以采取理论重构、方法创新和评价机制等措施推进年鉴编纂学术化转型，加强精品年鉴建设以深化学术化实践。刘星对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到精品年鉴建设中作了思考，指出树立正确的精品理念和把握科学编纂方法的重要性。
2.精品年鉴建设经验总结
唐明娟梳理了厦门市打造“双精”共创的实践路径，为打造全域精品工程提供了经验。李德胜和江雷从探索融合创新路径、坚持守正创新和强化一体思维等方面，总结了长沙市精品年鉴建设的成功经验。马海军以成都市年鉴工作为例，回顾了年鉴编研的具体历程，为精品年鉴建设提供样本。王紫升根据杭州市年鉴工作，总结了成功的做法与存在的问题，指出精品意识赋能年鉴事业的重要性。李吉以大同市年鉴工作为例，探索资源型转型城市年鉴质量提升的路径与方法。
九、总结与前瞻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2025年度的方志学研究呈现如下特点：
从研究主题占比来看：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约占6.4%，方志编纂研究约占12.8%，地方志事业发展研究约占8%，方志史与方志学史约占4.3%，方志整理与利用约占38.9%，志书评介与研究约占16.3%，方志人物研究约占3%，年鉴研究约占10.2%。相较而言，方志整理与利用仍是其中成果最多的主题，且占比逐年上升，其次是志书评介与研究，方志人物研究最少；方志学基础理论、地方志事业发展研究和方志史与方志学史占比均不足10%，可见理论研究仍是方志学研究中相对薄弱的领域。
从研究内容来看，在以下方面有明显特征：第一，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着重对新媒体技术助力方志文化传播进行探讨。第二，在志书编纂研究领域，延续了上年对乡镇、村镇等综合志书以及全面小康志、扶贫志等专门志书的关注和研究；对第三轮志书编修的探讨是本年度的重点议题。第三，在地方志事业发展研究领域，加强了对地方志数字化的建设路径探索。第四，在方志整理与利用领域，方志书写研究多关注民族关系与基层治理等问题，有着极强的现实导向。
综合而言，2025年的方志学研究成果丰富，蓬勃发展，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与强烈的现实倾向。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基础理论、地方志事业、志书纂修等多主题、多维度的探讨；2025年是第三轮志书编修工作的正式布局之年，相关的经验总结与建议规划不断涌现；对热点话题的志书编纂与方志书写的关注更加突出。然而，有一些问题依然存在，比如：研究比例仍呈现两极分化态势，对方志理论、方志学发展史的关注较少，理论研究稍显不足；对方志学家的研究集中于传统人物，缺少对其他学者方志理论的发掘，视野不够开阔；对年鉴事业发展的关注不足，尤其缺少对年鉴利用的研究。
促进方志学理论研究与地方志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方志学发展的要求，也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下几点，是可以改进的方向：第一，继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注重高素质、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广泛吸收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地方志工作。第二，积极回应时代要求，抓住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广泛运用AI赋能方志研究与地方志事业发展，进一步推动地方志数字化建设。第三，深化方志学理论研究，提高理论研究在整体研究中所占的比例，完善学科体系建设。最后，创新研究模式，拓宽研究视域，跳出传统窠臼，规避视角的窄化与内容的表面化。
来源：方志上海（文章详见于《上海地方志》2026年第3期）
作者：李兆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