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论坛】中国古地志增设“人物”“艺文”“经籍”门时间新考||张帆帆 钟佳峰

摘 要：现存古地志增设“人物”门的时间，清代以来的学者多以为始于北宋；增设“艺文”门的时间，学界或以为始于北宋，或以为始于南宋；增设“经籍”门的时间，学界则多以为始于南宋。而实际上，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已开古地志增设“人物”门之先河，唐李归一《王屋山志》则开古地志增设“艺文”门之先河，北宋陈舜俞《庐山记》则开古地志增设“经籍”门之先河。这均早于学界推断的中国古地志增设此数门的时间。晋唐及北宋地志增设此数门内容却被忽视的原因，或与其整体创作偏少且亡佚严重有关。晋唐及北宋地志增设此数门内容，对后代各类型地志的门类选择、内容取向等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键词：地志 “人物” “艺文” “经籍” 意义

中国古地志中增设“人物”“艺文”门的时间，清代以来的部分学者多认为始于北宋；增设“经籍”门的时间，学界则一般认为始于南宋。而经笔者考察发现，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已开古地志增设“人物”门之先河，这比学界推断的古地志增设“人物”门的时间提早了500余年。而后唐代僧慧祥《古清凉传》、李归一《王屋山志》等均在书中增列人物类内容，至此古地志中增设“人物”门已渐成常态。李归一的《王屋山志》，除了在书中增设“人物”门，又将与王屋山有关的诗文作品按体裁依次辑入书中，开现存古地志增设“艺文”门之先河，这比学界推断的时间提前了200余年。成书于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的陈舜俞《庐山记》，在书中单列“古碑目”篇，收录五代以前人所作碑志目录共41种，内容主要包括碑志名称，撰刻者姓名、里籍、官职及撰刻时间等基本信息。此书已开现存古地志增设“经籍”门之先河，这比学界推断的时间提早了140余年。

一 、中国古地志增设“人物”门时间新考

中国古地志增设“人物”门的时间，清代以来部分学者多认为始于北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太平寰宇记》”条称：“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祐）［祜］《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四库馆臣认为北宋《太平寰宇记》最早将人物、艺文类内容置入书中，并认为这是其体例的一大创变。洪亮吉《万刺史廷兰重校刊〈太平寰宇记〉序》亦认为古地志中增设“人物”门始于《太平寰宇记》，且又“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辞杂事”。但与四库馆臣较为认可《太平寰宇记》的此种体例创变不同，洪亮吉则认为古地志中增设“人物”等门，乃是对其既有体例的一种破坏，且其影响所致，使得南宋地志详于人文而略于地理之风愈演愈烈：“至若地理外又编入姓氏、人物、风俗数门，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辞杂事，遂至祝穆等撰《方舆胜览》，宁略建置沿革，而人物琐事必登载不遗，实皆滥觞于此，此其所短也。”

而经笔者考察发现，现存古地志中增列“人物”门时间最早的当推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称《华阳国记》，成书于晋穆帝永和四年（348）至十年之间。该志体制完备，资料丰富，考证翔实，以地理书、编年史与人物志相结合的方式，对东晋以前巴蜀地区的地理、历史、人物进行了全面记录。全书共12卷，其中卷1至卷4记载巴蜀地理，卷5至卷9记载巴蜀历史，卷10至卷12则记载巴蜀人物。常璩收录各类人物时秉持“苟有可纪，皆著于书”的原则，所以此书收录人物事迹数量是颇为丰富的。卷10“先贤士女总赞”记录晋以前巴蜀地区士女先贤共268人，卷11则记当朝贤士20人，卷12则附有“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共收录西汉至东晋以来400余位士女名单。

《华阳国志》成书的东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区域性人物传繁荣发展的时期，该志便是在借鉴、参考陈寿等人的《益部耆旧传》、常宽的《续益部耆旧传》等书基础上写成的：“凡此人士，或见《汉书》，或载《耆旧》，或见郡（纪）［记］，或在《三国书》，并取秀异，表之斯篇。其洪伐弘显者并附载者齐之；其但见名字而不详其行故，或以有传无珍善，阙之。以副直文，为实录矣。”书中引用、摘录前代人物传的现象较为明显，只不过其摘录时不是照抄全文，而是“抑绌虚妄，纠正谬言”，对前人著述进行了详审考证和鉴别。此书记述各类人物时“传”“赞”结合的方式，也明显受到了彼时人物传书写方式的影响。

《华阳国志》对巴蜀地区各类人物事迹进行专门记录，开中国古地志增设“人物”门之先河，这也大大早于学界推断的中国古地志增设“人物”门的最早时间。

其后，唐代僧慧祥的《古清凉传》、李归一的《王屋山志》等也均在书中辟专节记录人物事迹。僧慧祥的《古清凉传》，又称《清凉传》，成书于唐高宗调露元年（679）之后。是书共分上、下2卷，分“立名标化”“封域里数”“古今胜迹”“游礼感通”“支流杂述”5篇。因此书多记佛教人物故事，所以宋代以来的各家目录书，或将其归为“传记”类文献，或将其归为“释氏神仙类”等文献，但我们依其内容和体例，仍将其归入地志。此书“游礼感通”篇，将与五台山有关的历代高僧生卒本末及悟道修行之事详加记述。虽然作者辑录此篇的目的在于晓励群蒙，“庶思齐之士，汇征同往”，其所记重点也是诸人的礼佛本末故事，但这并不影响其“人物”门的性质。而后成书于唐僖宗乾符三年（876）的李归一《王屋山志》，卷上“游寓”“仙道”“隐逸”数门，记录的也都是与王屋山有关的人物事迹。成书于唐代的这两种地志，在书中增设“人物”门，也均比学界推断的古地志“人物”门的成书时间提早了二三百年。从此开始，古地志中增设“人物”门渐成常事。

二 、中国古地志增设“艺文”门时间新考

上文已提及，清代以降学者认为现存中国古地志中增设“艺文”门时间最早的亦为《太平寰宇记》。值得注意的是，四库馆臣提及的诸如张祜《金山诗》等诗词赋咏在《太平寰宇记》中出现，虽是作者有意搜寻的结果，但这些内容却并未如“人物”门一样，在书中取得门类上的独立。且看张祜《金山诗》在《太平寰宇记》中的呈现形态：

金山泽心寺，在城东南扬子江中。按《图经》云：“本名浮玉山，因头陀开山得金，故名金山寺。”诗人多留题，张祜曰：“一宿金山顶，微茫水国分。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因悲在朝市，终日醉醺醺。”孙鲂云：“鸣橹妨僧梦，惊涛溅佛身。”以上二寺，为江山之胜绝，复有名人篇什，故编之。

可以看出，《太平寰宇记》作者虽有搜集、记录诗文作品的自觉，但在书中尚未取得门类的独立，而仅是附属于对金山泽心寺这一地理景观的记述之下。而洪亮吉为万氏新刊《太平寰宇记》所作序中提及的“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辞杂事”，亦仅是指此书“人物”门在记述各类人物时，有对人物履历及相关诗文作品的介绍等。如是书卷3河南道西京河南府“人物”门“元稹”条：“字微之，河南人。官拜御史，长于诗，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又如卷14河南道濮州“人物”门“吴隐之”条：“濮阳鄄城人。为广州刺史，酌贪泉而饮，因为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太平寰宇记》一书收录诗文及“诗辞杂事”的情况大体如此，但由于四库馆臣“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一句不够精确的表述，以及后来学者对洪亮吉“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辞杂事”一语不够准确的理解，使得后人误认为书中“艺文”门已与“人物”门一样，取得了门类上的独立。如朱士嘉在《研究地方志的计划》中说：“到《太平寰宇记》，更增列‘人物’‘艺文’，于是地理书的记载范围遂为之扩大。”陈国达主编的《中国地学大事典》言其“所增之‘人物’‘艺文’二项，成为后来方志标列人物、艺文的滥觞”。胡道静主编，陈光贻、虞信棠主纂的《简明古籍辞典》“《太平寰宇记》”条言：“是书首记东京，继分述各州、军之沿革、境界、户数、风俗、姓氏、人物、土产、艺文等。”这些学者皆将“艺文”类内容视作了《太平寰宇记》中独立的门类。

另有部分学者在考证现存古地志中“艺文”门的起源时，将其追溯至南宋。如王欣夫认为南宋嘉泰《会稽志》是现存最早开始收录整篇诗文作品的地志。此后不少学者如曹金发等亦认可王氏之说，认为嘉泰《会稽志》开现存古地志增设“艺文”门之先河。

而经笔者考察发现，成书于唐僖宗乾符三年（876）的李归一《王屋山志》，则是目前可见最早增设“艺文”门的古地志。

《王屋山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言1卷，唐乾符三年道士李归一撰。《宋史·艺文志》与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记与陈书同。唯《宋史》“李归一”作“李居一”。该志自成书后流传不广，今所见仅有民国间影印明刻本一种，且未标注撰者名，亦无刻梓年代，民国时上海孙鉴考证此书版式，认为其应刊成于明正统、景泰年间，且认为此版本乃是李归一旧本。其证据如下：（一）李归一《王屋山志》卷上“游寓”“隐逸”2门收录的人物，均为唐中叶以前人，而诗文之属所收作品皆作成于唐会昌、大中年间。孙氏认为这与《王屋山志》成书于唐乾符年间的时间顺序基本吻合。（二）《王屋山志》“宫观”目“阳台宫”条下有“大唐开元重修”之文，而“游寓”目“王士源”条“贱止恒岳”句、“问”目《济为渎问》篇中“清淇洹漳之水”中，“恒”“洹”2字均缺末笔，孙氏认为这是避宋讳所致，其应是唐人遗著，宋代传录之明证。（三）除了《宋史·艺文志》，之后的官私目录，均未见记载《王屋山志》及其重修、续撰之作。且《王屋山志》体制古雅，叙述简洁，亦非元明以降委琐冗杂的地志可比拟，孙氏据此认为明刻本《王屋山志》乃是唐李归一旧本。

以上皆是明刻本《王屋山志》为李归一旧本之明证。而除了上述证据，是书卷上“仙道”门还收录五代燕真人事，卷下“诗”门末尾收录明代何景明诗数首，因此有学者认为明刻本《王屋山志》收录的人物事迹及诗文作品全出自明人之手。孙氏则认为《王屋山志》中“人物”门内容除“燕真人”条、“艺文”门内容除何景明诗，其余皆为李归一所录。其证据如下：（一）孙氏认为自《山海经》《水经注》到宋代的各类地志，续修续刻的现象较常见，此书中“燕真人”条及何景明诗，亦是后人在续刻时补缀羼入的。（二）明刻本《王屋山志》体例编次颇有条理，“人物”门中所收各类人物事迹，皆按生卒年顺序依次编录，假设此书中人物类内容全为后人增录，则其在收录人物时，不应将“燕真人”条列于司马承祯、李含光等人的事迹之前，冠于仙道类人物之首，使“人物”门的内容“后先失其伦次”，自乱其例。另外，此书“人物”“艺文”门收录的各类内容于宋讳多有省避，则其必不为明人增录。又此书收录“诗”类作品，于唐人诗搜辑颇备，而五代、宋、元间作品皆不收录，仅在“诗”门最后附明代何景明诗4首。如果此书中“诗”门内容全部出自明人之手，则不应仅详录唐人诗而略五代、宋、元、明诗，使书中收录的不同时代的诗歌作品详略悬殊，与全书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次作品的体例相悖。

笔者认同孙氏以上考证，亦认为明刻本《王屋山志》乃唐李归一所撰，书中“人物”“艺文”2门中的内容亦是李归一编撰是书时收录，唯“燕真人”事及何景明诗是后人重刻时增入。成书于唐僖宗年间的李归一《王屋山志》，将诗文类内容作为独立门类置入书中，比学界断定的中国古地志增设“艺文”门的时间提前了200余年。

三、 中国古地志增设“经籍”门时间新考

中国古地志增设“经籍”门的时间，学界则一般认为始于南宋。南宋嘉定《剡录》不唯收录诗文作品，更收录各家著作目录40余种。王欣夫便指出，可以将是书中记书目的卷次称为“经籍志”，录诗文的卷次称为“艺文志”。王氏又进一步指出，“现存方志有目录（“经籍志”）的，没有比它再早的了”。王氏还认为，该书以后的地志“艺文志”或录书目、或录诗文作品的方法，其实皆受其影响。除了王欣夫，仓修良亦认为现存古地志中收录艺文类内容最早的，当为嘉定《剡录》。林子雄、沈松平等人延续此说，皆认为《剡录》是存世最早的收录艺文类内容的古地志，且开古地志著录文献之风气。

而经笔者考察发现，成书于北宋神宗熙宁五年的陈舜俞《庐山记》，不唯在书中收录与庐山有关的各类人物事迹及诗文作品，还在书中卷5“古碑目”篇收录五代以前人所作碑志目录共41条。目录内容主要包括碑志名称、撰刻者姓名、里籍、官职以及撰刻时间等基本信息。由此来看，此书已开现存古地志增设“经籍”门之先河，比学界推断的时间提早了140余年。《庐山记》，5卷。陈舜俞，字令举，号白牛居士，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宋仁宗庆历年间进士，历官屯田员外郎，山阴知县，著有《都官集》。宋神宗熙宁五年，陈氏因不行王安石青苗法而被谪官南康。谪官期间，他与友人刘涣同游庐山，而后作成《庐山记》一书。李常在为其所作序中提及：“熙宁五年，嘉禾陈令举舜俞谪官山前，酷嗜游览。以六十日之力，尽南北高深之胜，昼行山间，援毫折简，旁抄四诘，小大弗择。夜则发书考之，至可传而后已。”以此来看，该书应成于熙宁五年其谪官南康当年。另据友人刘涣为是书所作序来看，该书是在广泛参考辑录前代各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自成新书的。

《庐山记》同样也将“人物”“艺文”视为重要门类列入书中，而除了设置“人物”“艺文”门，《庐山记》卷5“古碑目”篇则专门收录前人所作碑志目录41条，“太平东林已下五寺观，五代以前人所作碑志、爵里、岁月之目，凡四十一”，内容主要包括碑志名称，撰刻者姓名、里籍、官职，以及碑志撰刻时间等基本信息。如“太平观使者灵庙碑”条：“荆州黄梅县东山衡门之下草茅臣李泚撰。开元二十年岁次壬申正月乙巳朔二十五日己巳树。”又如“使者灵验记”条：“宣义郎行彭泽县尉潘观纂，开元二十年壬申三月八日辛亥立，治平三年重立。”此篇内容仅记碑志名称而不录碑志正文的形式，使其具备了地志“经籍志”的特点。这比学界推断的古地志增设“经籍”门的最早成书时间提早了140余年。

根据以上考察，晋唐及北宋时期的地志在书中增列“人物”“艺文”“经籍”等门，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学界之所以忽略这些地志的存在形态，或与宋前地志整体创作偏少且亡佚严重有关。如李归一的《王屋山志》，后代史志目录对其记载不多，其他各类文献亦较少征引、使用是书。目前可见此书的最早版本为民国时期影印明刻本。从这些情况我们便可推测，此书在成书后流通并不广，亦没有得到后人的足够重视。陈舜俞的《庐山记》亦存在这种情况。此书成书于北宋时期，到了明代时，则逐渐散佚。清代时，是书仅有《四库全书》3卷本传世。而3卷本《庐山记》中，“人物”“艺文”“经籍”类内容恰好阙如。直到1909年，罗振玉在日本发现5卷宋本《庐山记》，此书涵括的上述各门类内容，才被人们发现并逐渐重视。而诸如僧慧祥的《古清凉传》一类地志，由于历代以来的史志目录多将其归为佛教典籍，所以后世学者并未将其纳入地志的考察范围。以上种种原因，导致后代学者在分析中国古地志“人物”“艺文”“经籍”门的成书时间时，忽略了这几种书的文本形态。

四、 晋唐北宋地志增设“人物”“艺文”“经籍”门的意义与影响

以常璩《华阳国志》、李归一《王屋山志》为代表的中国古地志，将人物和诗文类内容作为独立门类置入书中，使得学界有关古地志增设此数门时间的论断不再能够成立。晋唐及北宋地志在发展过程中增列此数门内容，为后代地志此数门内容的增设提供了较好示范。从北宋开始，不管是地理总志，地方志还是山水专志等，“人物”“艺文”等纲目在书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地志具有的史地文并重的百科全书性质也逐渐凸显。到了后期，部分地志中收录的人文类内容甚至已有超越地理类内容的趋势，并由此遭到一些批评。如清洪亮吉曾批评南宋祝穆的《方舆胜览》详于人物琐事而略于建置、沿革等是其所“短”。清程晋芳亦认为《方舆胜览》多载人文类景观并多录人物、诗文等，“开后来志家小派，究非正则”。诸人的这些批评，皆是由于重视地志的“舆地”功能而生发出的。

以常璩《华阳国志》、李归一《王屋山志》等为代表的中国古地志在辑录各类人物事迹与诗文作品时，常有较严谨的分类标准。如《王屋山志》一书所收各类人物事迹众多，作者在书中根据人物身份的不同，将之分为“游寓”“仙道”“隐逸”3类。此书卷下收录诗文作品数量亦较多，作者先根据各类作品体裁之不同，将所收诗文作品分为“诗”“碑”“问”“记”4类。而同一体裁的作品数量较多时，作者则又按成书年代依次前后排列。陈舜俞《庐山记》亦按作品体裁之不同，将书中所收诗文作品分为“古人留题”“古人题名”两类。其中，“古人留题”篇收录的100余首诗歌作品，亦按产生年代依次前后排列。二书收录诗文作品体例之严整，分类之细致，对后代地志也产生了较积极的影响。

初期地志“诗文”门辑录诗文作品体裁之多样，数量之丰富，还使其具备了文学总集的性质。另外，地志“平列门目”的体例，也使得书中收录的诗文作品常与其他各门类内容彼此完全独立。现存早期地志收录的诗文作品，常在书中独立成卷且常被置于卷末，这毫无疑问又为日后以诗文集的形式独立流通提供了可能。从宋代开始，部分地志中的诗文作品，常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在书中，便充分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宋代以后部分地域文学总集渐次独立出现和流通，与彼时地志增设“艺文”门收录各地区诗文作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结 语

晋唐及北宋地志率先在书中增设“人物”“艺文”“经籍”诸门，是中国古地志体例的一大创变，也使得学界对中国古地志增设此数门的时间的推断不再能够成立。受这些地志的影响，后代地志辑录“人物”“艺文”等人文类内容之风愈演愈烈。到了南宋，部分地志中人文类内容甚至已有超越地理类内容的趋势，地志具有的“重人文轻地理”的特点也逐渐凸显。另外，唐宋部分地志广泛收录各类诗文作品，兼具了地域诗文总集的性质。后世地域性诗文总集渐次独立出现和流通，与初期地志中增录此类内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时期地志在中国地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此也是不容忽视的。

来源：地方志研究 (原载:《中国地方志》2026年第2期)

作者：张帆帆 钟佳峰 (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