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摘要内容
   

康定起义与解放纪实(下)

来源: | 作者:gzzdzb | 发布时间 :2016-09-15 | 7335 次浏览: | 分享到:

康定起义与解放纪实(下)

——根据曾文甫回忆整理

1949129日,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在成都联合川康绥靖分署主任邓锡候、西南军政副长官潘文华通电率部起义。起义后人们的生活在焦急的等待中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科长柳鸿逵到康视察川康公路,与解放军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后在康定党、军、政起义人员中掀起了不小思潮。起义后局势未完全稳定时,康区又遭受国民党田中田部队残部的袭扰,但历史的滚滚车轮是不会停止的,勤劳勇敢的康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了解放。

国民党田中田部队残部窜扰康定

田中田,河南省永城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曾在旧军队中担任过营、团长职务,后回乡办团练,在张轸以兵团司令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任命田中田为永城地区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张轸起义时,田中田以屠杀无辜有罪,恐难见容于群众,故未随张轸起义。后来在解放军追剿下乃率部分残余窜逃,打算投奔胡宗南,逃窜中为避战以图保存残余势力多寻深山小径赶路,但因胡宗南部大军已纷纷溃逃,田中田即先后于途中收纳伙并了也是畏罪逃窜的张××、陶××、任显峰等几个营、团长各自率领的百多名残败武装,最后遇上了胡宗南绥署的政训大队长李云亭率领的一批政工人员和百余名士兵,装备较为精良。于是商量统一编组,使用了301师番号,田中田自封为师长,李云亭为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 张、陶、任3个人均任团长,经陕南越大巴山入川,为避免与解放军遭遇受歼,仍循山区小径向川西北逃窜,其目的是想绕道,经川滇边,逃出国外。到懋功(今小金县)时,曾受到地方武力的阻拦,几经交涉,向地方赠送20条卡宾枪,而由地方供应部队一些口粮作为交换条件,始得通过窜入西康丹巴县。

当时的丹巴县长张植初,自西康县训毕业先后任冕宁县长、西昌县长,后调任丹巴县长。张植初得知田中田部有窜扰之势,即向起义的西康省政府发电报称:“蒋军301师田中田部3000余人由懋功急窜入境”。实际上这支残余部队不足800人,张植初为什么竟能如此夸大谎报军情呢?原来张的用心是:守得住,他可居功显能,守不住,可藉众寡悬殊,而推卸责任。

田中田率残部“三千”余人急窜来康的消息,确使起义的西康省政府感到非常突然,第一是钱粮两缺;第二是抵不抵挡,怎样抵挡;第三是抵挡不住后果如何?张为炯、唐英连续召开各式各样的会议,虽然议论纷纷,但却议论不出一个好的决议来,尤其是唐公馆进进出出的人,越来越复杂,传小道消息的人多,发牢骚说闲言怨语的人更多,唐英、傅德铨只有躺在床上吞云吐雾,假寐瞑思,任由那些想浑水摸鱼幻想变天者闹得康定满城乌烟瘴气。

在一次人数较多的会议上,有人曾经慷慨激昂地提出:不论田中田残部的人数是否确实?但毕竟是远道窜逃的疲困之师,已失锐气。康定现有驻军警卫团三个营,学兵连一个连和关外调来的加强连,警察局也有近200人的武力,消防队还有100多人可以发给武器,各厅处、各银行的自卫武力,社会上的一些民间武力,都可以组织起来,以逸待劳对来敌坚壁清野,还是大有可为的。但大家对此议哑然不语。尤其是带兵的几个主要军官,他们脑袋里装满一些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各自有自己的小打算,都不愿意出头承担守城拒敌的责任。最后有人分析:田中田部入康,意在去西昌与贺国光等会合,不如派人去与田中田接头,劝其不必前来康定,迳自由丹巴取道沿大渡河而下,经富林去西昌,并同意让出河道,向其提供粮食以避免双方发生冲突。这个意见终被采纳,民社党的西康负责人之一,曾任二十四军团长的龚耕耘自告奋勇,挺身而出,愿赴丹巴与田中田接头完成这项任务。经过再次商量,决定将傅德铨的加强连由龚耕耘带去,听说还由张为炯、唐英两人联名给田中田写的一封信。龚耕耘于第二天早率部队离开康定,昼夜兼程急行,越过风雪迷漫的大炮山,到达丹巴县城即与县长张植初见面,得知田中田部驻在离城几十里的某地,正在收编那里种植大烟的袍哥何慕超(何系川北人,因种烟与张植初结怨甚深,已被田委任为团长)。龚耕耘本是别有居心的失意军人,趁与田中田晤面,很想乘机大捞一把,两人谈得很契合,龚耕耘把康定的实际情况完全告之了田中田,并力言康定可垂手取而据之,与西昌、富林成为犄角,可为党(指国民党反动集团)国建立大功。他还建议:为避人耳目,由他先行一步,至二道桥后,他带的加强连,即安放警戒,待其入城,观察动静,促起义省府和驻军撤退后,再撤销警戒,并到二道桥迎接田中田部入城。同时,龚耕耘立即用电报告知张、唐说田中田非入康定暂住不可,为避免省会遭受战乱,请起义省府暂时撤离(大意如此)。并电告他将随同田中田大军即日从丹巴向康定急进。据事后了解,龚耕耘的上述建议,早就经唐英、傅德铨同意了的,否则龚耕耘怎能有那样的胆量。

龚耕耘离开康定的同时,王玉岗即命令省府警卫团原奉命驻防飞越岭那边的部队迅速向泸定收缩,一营肖谦驻泸定,二营阙隆惠驻瓦斯沟。旋因田中田的张、陶两团,已沿大渡河而下,二营被迫撤回康定,肖谦的一营则拟转移泸定岚安,结果被地方武装缴械。

1950年3月初,田中田、李云亭等在丹巴县城休息两日之后,按照与龚耕耘的密约分别遣张、陶两个团取道金汤,沿大渡河而下,直趋泸定控制河道,进而与富林方面王伯华部队联防,同时截击收缴起义的西康省府警卫团余部。田中田、李云亭率任、何两个团随龚耕耘直趋康定。在康定的一些坚持反动的分子迎田中田部入城,并向田中田提供了所谓“异党分子”黑名单。

起义省府撤退营官寨

起义的西康省政府收到龚耕耘的电报,得知田中田非进入康定城不可,确感惊慌失措,虽曾几次召开党政军首要人物紧急会议,大家都沉默不语,互相观望,各有其不可告人的私心,无人挺身而出,有所主张。最后还是张为炯表示:“事已如此,我身为代主席,自然应是遵循刘、邓、潘的起义通电的指示,坚持起义的立场,撤出关外去暂避一时,诸公何去何从,概由自主。”于是李先春、陶世杰、宋钰、杨致中、王玉岗等当即表示,代主席走到哪里,大家就跟到哪里,既然参加了起义,就不能反悔。于是商定起义省府向营官寨(距康定72公里)撤退,由警卫团负责保卫,令营官寨区长胡绍基火速回去准备,并电告甘孜北路专员范昌元迅速征调粮食解营官寨备用。还商定,为减轻住宿和粮食的困难,各厅处一般人员无须随同。王玉岗当即令其警卫团加速向康定城收缩靠拢。当时随起义省府撤至营官寨的除上述李、陶、宋、杨、王外,还有西康省参议会秘书长周馥昌(字儒海、大邑人,北京高师毕业,早年任过二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四川大学法学院长,行政院简任参事,刘文辉捐资兴办的建国中学校长等职务)、康定省立医院院长万望培(字乾生)、省府电台总台长李次良、省府译电室主任铁德良(专管密电本)、《西康日报》电台台长李星渔以及代主席的家属,我和吴谧赓也随行。王玉岗命令其警卫团第三营作为起义省府的护卫,第二营跟在后面作为后卫,第一营则在泸定岚安被地方武装缴械。王玉岗特请准张代主席,将李星渔的电台暂时配属杨品勋使用。

195035日,西康省府起义人员由康定出南门撤退,当天宿距康定35华里的折多塘。36日宿水桥子,吃完饭后,李次良费了很大的气力,终于找到了跟在刘文辉主席身边的电台(因彼此都在寻找),这确是个很大的意外收获,大家都感到高兴,张为炯代主席立即与刘文辉主席在无线电机前直接通话。刘文辉通过电话转告了贺龙司令员对西康的关 心,要张为炯不要轻信匪特谣言,一定要坚守康定待援,最多不超过一个月时间,解放大军即可前来,决不能使地方糜烂。当张为炯向刘文辉报告,省府起义人员已撤出康定时,刘文辉很气忿地责备,怎么这样糊涂,竞被几个匪特的谎言愚弄,指示一定要头脑清醒,坚持起义立场,不能再受欺骗。并指责唐永晖老而无用坏了事。

第三天是晴天,晚上下了一阵雨,但康区多是沙石路,因此道路并不泥滑,吃过早饭,即开始西行。阙隆惠营被决定留驻水桥子,其任务是警戒监视康定城内田中田部的动向。因为那日行程80华里,大家都很劳累,为了缓解疲劳,即在距营官寨只有15华里的地方住宿。3月8日,是起义的西康省政府人员从康定撤出的第4日,康定县营官寨区长胡绍基带领几个士兵很早就前来迎接,待大家吃了早饭,留下杨品勋率两个连及李星渔的电台仍住原地,与后卫驻水桥子的阙隆惠营保持联系。王玉岗自带三营的另一个连,随同省府起义人员继续前进。仅15里路,转瞬即到。胡绍基(康定人,受过省训,谙藏语,对本地情况很熟悉)区长早就安排好大家的食宿地方,省府电台设在区署,李次良及其助手铁德良住定后即开始忙碌地工作。张为炯代主席及随行人员则按安排地点分住,并组织了3个伙食团。唐英、傅德铨则率部进住距营官寨前面4 公里的新都桥。原康区警备司令参谋长李谦(字特生,黔江人,熊克武的陆军讲武堂毕业)也住在一起。抗日战争初期,营官寨沿着山谷的溪沟修筑了一座狭长的飞机场,从东到西长约5华里,宽约半里或一里不等。区署在东端,住有30多户人家,西端是新都桥,住有10多户人家。由新都桥分路,一向西北去乾宁、道孚、甘孜等称为康北;一向西去雅江、理塘、巴塘等地称为康南。营官区辖营官乡、木雅乡、年恩乡(塔公牧区)、呷坝乡等4个乡、是康定县属的富庶之区,从这里沿着山溪流南行,还可入九龙县而通宁属。

省府起义人员到达营官寨后,区属尽力征调各乡粮食(内含酥油、青稞面“即糌粑”、牛羊肉)、柴草等前来供应。乾宁、道孚等县亦驮粮草前来供应,雅江县送来的供应则指定在新都桥向唐英、傅德铨处交纳,以免再费周折。大家的生活必需品除撤离时带出来的主副食品外,通过各种关系,康定也送来一些猪肉、蔬菜,因此尚不感困难。不久,甘孜专员范昌元特派道孚县长罗海宽前来,代表他向省府起义人员表示支持和慰问。罗海宽因为是二十四军的老团长,很感失意,遂留在新都桥唐英、傅德铨的部队里。

省府起义人员来到营官寨的第二天下午,即从电台上收到西康省人民政府已在雅安正式成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军政治委员兼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廖志高担任主席,鲁瑞林(六十二军副军长)、张为炯、夏克刀登(藏族)、果基古木(彝族)为副主席,杨万选为省府秘书长的消息。同时还收到田中田在康定发出了通辑“异党分子”名单,其中有李良瑜、朱刚夹、陈宗严、王光璧、关谧赓、曾文甫、李星渔、陈雨时等。当晚,宋、陶、李等到张为炯处祝贺他被选为副主席。张为炯谦让地表示,只要能把这段艰苦的时日熬过去就好了。从省府起义人员撤退到营官寨的第三天开始,康定城里就曾多次派人前来游说、威胁、诱降,风风雨雨,唐英首先有点动摇,有的人则随之起哄,张为炯首当其冲处境是不好过的。

康定城群魔乱舞

田中田率领301师残军于195035日窜据康定城,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由雅安神速出击解放康定,到田中田部仓皇溃逃,共历时20天(324日)。在这些日子里,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了作垂死挣扎,绞尽脑汁,使用种种方法,大肆收罗,把各种形形色色人物招聚起来进行罪恶的表演,显现了各色人等的狰狞面目,弄得康定城乌烟瘴气。有人称康定当时的情况是:“群魔乱舞”。

田中田进城的第二天,即宣布成立“西康省会军警联合稽查处,由其副师长李云亭兼任处长,省会警察局长杨翼之、康定县长郑煊明兼任副处长,带着电台由雅安潜来康定活动的军统特务李志(系“青帮”份子)任该处侦缉组组长。搜集了好些凶残狠毒的大小喽罗,专搞惨无人道的罪恶活动。此外还特别派曾任过保安特务大队分队长的龙明超任团长,招收康定的地痞流氓、散兵游勇扩充武力,委派消防大队长冉懋奎为大渡河守备司令,以加强河道防务。这样一来,康定城内各袍哥公口——如“荥宾合”、“会仁同”、“叙永乐”、“同盟国乐社”、“忠义社”等想浑水摸鱼的大小舵把子一如军乐队长钟平候、硝做皮货的戴志华、任过警备部谍查小组长的张俊清等,都平步青云,立时捞得了大、小不等的官职,又复出到街市耀武扬威。

与此同时,曾留学日本士官校,担任过西康特种保安大队长,青帮分子刘石崖(当时任康裕公司印刷厂厂长)也应邀出山,担任了田中田的师参谋长。至于特务张乐天(笃)、林茂、余自立(国民党西康省调统室专员)等的活动,那就更诡秘、阴险,而少为外人所知了。

田中田入城后,立即发出通电报告该师“光复”西康省会的“战绩”,下令通缉“异党分子”。鉴于起义的西康省政府撤退到营官寨,为了收揽人心,推行所谓“政令”,乃邀请留康的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原西康省党、政、军首要人员杨仲华、张坦如、戚彬如、王

安文等以及一些西康省县参议会参议员,青年党、民社党的主要人员龚耕耘、陆昌国、庹应权等,还有商会(商会主席由夏仲远代理)的黄松乔、秦裕如等约100多人共商“党国大计”(事后,好些人都说是受杨仲华、张坦如等的愚弄诱胁参加的)。当即决定成立“西康省康定政务委员会”,以立法委员杨仲华为主任委员,张坦如、戚彬如等为委员,并分设为保警、总务、民政、建教等四组,并报请“中央”及西昌贺国光新组成的“西康省政府”批准任命。 杨仲华是康定县人,曾在中央政治校受训,搭上了与“CC团”的关系,曾任西康省参议员、西康省经济研究社编辑部主任、甘孜县县长、康定县银行经理、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等职。张坦如是汉源县人,系“复兴社”在西康的中坚人物,曾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某师的政训处长,国民党党团合并,改选西康省党部委员,当选为西康省党部执行委员并兼西康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等职。西康省参议会代议长高上佑(天全人)与王孟周(康定人,省党部执行委员兼省府建设厅长)同为 CC系在西康省的核心领导人物,在田中田窜康前去西昌,后均逃台湾。

为了扩大影响,除了决定由龚耕耘、庹应权、何燕航(河南人,原任西康省政府秘书)等负责对营官寨的起义省府张为炯、唐英、傅德铨、王玉岗等进行诱胁招降外,并请康属禁烟督察专员宋硕甫(系黄浦军校三、四期毕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过,是顽固反共分子,入康后颇爱听喇嘛讲经说法)上贡嘎雪峰的贡嘎寺,邀请不久前随同贡噶活佛一道路经康定的云南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黄实下山来共商 “党国大计”。黄实是老同盟会会员,笃信中山先生的救国计划,因看破红尘,偕其夫人及独儿、独女由重庆随贡噶活佛一道西来,过康定时因贡噶要讲经说法,曾留住两个多月,于是西康政府宣布起义前不久,才随同上山的。宋硕甫上山说明了情况,他毫不犹豫地,即偕同夫人和儿女随宋硕甫一道骑马下山来了。但已无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奇袭占领泸定时,田中田惊惶溃逃,黄实率家眷与宋硕甫一道欲上贡嘎山虔修佛法,以了终身,不料于九龙山道途中被匪徒抢劫全家罹难,宋硕甫也未幸免。

田中田窜据康定城后,一是想劝降退走了的省府起义人员,二是想收买人心,所以不敢公然抢劫。但公开的摊派和暗地的勒索,确使康定的殷实住户和商民很感恼火。最后为了搜刮,还拘捕了一些经管钱粮留城未走的人员,强迫他们交出经管的钱粮,直至倾家荡产,才准予取保释放。

为了扩大宣传影响,通过何燕航的牵线搭桥,找出原《西康日报》的编辑颜体仁(又名颜英,受过李先春主办的合作人员训练,是财厅合管科的主办科员)及一些该报的电报人员恢复出版了《西康日报》,由原来的一大张改出一中张,大概只出了十期。第一期,何燕航撰写了复刊词,阐明复刊原由,第一条重要新闻是:“国军 301 师光复西康省会康定城,国防部传令嘉奖”;第二条重要消息是:“康属政务委员会在康定组织成立,杨仲华就任主任委员,高上佑、王孟周赴中央请命。同时还刊登了一个精心泡制有30多人署名的自新紧急声明启事,大意是“我等受奸人欺骗,误入歧途,现已觉悟,决心改过自新,重新继续为党国尽忠效劳”云云。据说这是杨仲华、张坦如等玩弄欺骗手段搞的,好些人事前并不知晓。田中田溃逃前一日该报发出最末一期,刊载的重要新闻是:“唐英弃暗投明,通电就任二十四军军长职务,表示效忠党国”云云。

在群魔乱舞中,康定的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遭受了残酷的迫害,有的竟惨遭杀害。最令人悲痛的是民盟的康定负责人朱刚夫,他是湖南人,大学文化程度,西康县训毕业后当过稻城县县长,后以西康省政府参议名义,担任甘孜专员(范昌元)公署驻康定办事处处长。1948年,在成都邵石痴(西康省政府高等顾问,西康省府驻成都办事处处长,是刘文辉智囊团重要人物)家被吸收参加民盟,返康后秘密开展工作,西康起义后,工作积极。田中田窜康,省府撤走时,他估计田中田在康定呆不久,便决定已暴露身份的盟员各自暂避,如王光璧出南门暂避于藏民家,张子惠(合川人,县训毕业,任过《西康新闻》总编辑、社长、邓柯县县长等职)出东关至瓦斯沟,藏于深山老林中始幸免于难。朱刚夫同夫人孩子及其弟出北门转入头道桥山径,入深山老林中隐蔽。数日后,为采薪者发现报知城内,被搜捕回城,着令家眷取保释放,将朱本人押于军警联合稽查处所在地的警察局囚室内。由于特务们既是狗急跳墙,又想藉此请功,在朱刚夫的大义凛然的情况下,更激怒了他们的疯狂暴戾,遂对朱施用了种种酷刑毒打,终将其凌辱致死。死后将其尸体吊挂在警察局后门山坡的枯树上,3日后令家属前来认领,真是惨不忍睹。最令人痛心的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李良瑜与陈宗严,两人都是风华正茂的有为青年,当省府起义人员撤退时即出东关,翻越二郎山拟与解放军接触,可是李良瑜是有名的“白人”(少年白头人)最容易暴露,在泸定县境内翻越二郎山的青杠坡时,即被田中田的顽军所截获。在押解中意图跳岩脱走,被追击杀。

这里特别谈一下,当时所发生的“金沙江公司事件”。金沙江公司是由中共川西地下党人胡春浦、刘家彦,杨谦(雅安人)等想寓革命活动于商业交往之中,先成立向峨煤矿于灌县,继改组成立群公司于成都。1947年,鉴于雅安政治情况特殊,大有可为,乃积极筹组金沙江公司,并约请始终热心其事的富有革命思想的二十四军军部医处科长兼野战医院院长刁车五(富学)辞去公职专主其事。为了便于掩护,特请素与革命有联系的二十四军参谋长杨家桢出任董事长兼名誉总经理。刁车五任康定公司经理,因其长袖善舞,多事接纳,且注重信守,所以把业务搞得有声有色,极为各方瞩目。此外,该公司还积极筹划与道孚灵雀寺大堪布麻倾翁合作在他的家乡搞一个规模宏大的畜牧农厂,同时并由刁车五出面在雅安开设了个制造边茶的茶厂。1950年3月初,该公司委托藏商马帮驮运了一批茶包进康,且在茶包中捎带了些为道孚农牧厂作保卫的枪支弹药,由新入伙的公司职员郑应麟(曾任西康财政厅三科股长)同行押运。3月中旬,在距康定城东15华里的日地,被康定秦裕如(曾任康定城关区区长、康定商会会长、西康省银行襄理等职务)的私人武装所截获,并送交军警联合稽查处。当晚深夜,军警特联合行劫,凶相毕露地抄没了康定金沙江公司的全部财产及帐册,逮捕了该公司的副经理李蜀俊、会计罗文宣、职员王某等,大造舆论,认为是破获了康定的中共地下组织。特务们均沾沾自喜地向其上级表功。

田中田派人到营官寨游说

起义的西康省政府人员撤退到营官寨的第3天下午,原省府卫生处科长、西康康定联络站长、民社党康定负责人谍应权,受命田中田带着新任省会军警联合稽查处侦缉组长李志匆匆来到营官寨,他们先拜见了王玉岗,然后来见张为炯代主席,最后去见陶秘书长、李会办等,吹嘘说这次“中央”军确是“纪律很好”、“秋毫无犯”,各位的家都未受到惊扰云云。带来杨仲华、张坦如、郑煊明的信中都诉说着他们确有不得已的苦衷,何燕航给王玉岗的信,则大吹其河南同乡(指田中田)如何“礼贤爱士”, 而且“爱人以德”。谍应权等最后还说,田师长热诚地欢迎大家不要有畛域之见云云,谍应权还着重地向张代主席说,因为有林茂的国防部直属情报电台设在你那里(指康定住地),谁人也不敢去骚扰。谍应权、李志两人在营官寨游说了半天,弄得好些人兴从中来,啼笑皆非,各有感慨。他俩又乘夜急匆匆地赶往新都桥,到唐英、傅德铨的军营中进行其不可告人的使命。第二天早上,便由唐英、傅德铨驻地出发,经营官寨,略打招呼,即赶往康定复命去了。

省府起义人员到达营官寨不久(约在3月中旬),龚耕耘这位二十四军失意的老团长突然以民社党西康省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营官寨,同来的除谍应权、李志外,还有好几个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龚耕耘的贴心保镖,他们负有神秘的特殊使命。龚耕耘自称他可以代表田中田和杨仲华等与出走的省府起义人员交换意见。附带捎来了留城人员托代的一些肉食、 菜蔬等物品。他们尽量称道和吹嘘田中田的诚意和张坦如、杨仲华等确有不得已的苦衷,并力言田中田入城后约束部队甚严,故城内秩序很好,对出走人员的家庭并无滋扰。龚耕耘在营官寨逗留时,除向张为炯代主席陈述所见外,并向李会办等游说,代田中田邀请他们回城共商“大计”,还特别与王玉岗等带兵者作了密谈。同时将所带复刊《西康日报》分给大家看,张为炯代主席看到那一则紧急声明的启事广告,颇生感叹,连说:“这些人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看他们将来怎样下台。”龚耕耘还郑重地向张为炯要求,把田中田要通缉的人交给他带回城去,他绝对负责这些人的人身安全。张为炯当即表示:这些人都是刘文辉主席的学生和干部,人各有志嘛,我要对主席负责。龚耕耘等一行在王玉岗那里吃了午饭后,即去新都桥向唐英、傅德铨等游说。因同属军人,唐英又是他的老上司,彼此谈得更为亲密,龚耕耘还专替唐英、傅德铨等收听美国之音和台北电台广播消息的罗某台长表示嘉许,并说要听西方世界(指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舆论才对,不要去听北京广播,他还尽力向唐英、傅德铨等吹嘘说:“美国才是真正强大的国家,只要有美国支持,蒋介石仍然可能转败为胜的,现在虽然吃些苦头,将来论功行赏,自然就会成为大功臣了。永公(指唐永辉)回溯一下当年追随刘主席创业的艰苦历程便可引以自厉啊。他的这些瞎吹乱捧,确实引动了唐英感到近年失意而蠢蠢欲动的野心,当时傅德铨、罗海宽两个失意团长也在旁边附合吹捧。第二天早上,龚耕耘便离开新都桥,路过营官寨向张为炯、王玉岗等略打招呼,即赶回康定复命去了。

有一天早晨,龚耕耘便全副戎装、披着黑呢大氅再次从康定城内驰来。随行者十余人皆持枪骑马,气势汹汹,到营官寨后,他先与王玉岗略事交谈,即往见张为炯代主席,声称此来目的是迎接唐师长回城去就任二十四军军长职务,一切都准备好了。并要求张为炯把田中田要通缉的人员交给他带回去,他以“人格”和“信誉”担保他们的人身安全。最低限度也要把吴谧赓、曾文甫两人交给他。张为炯闻言颇有愠色,龚耕耘不等张为炯答复,即告辞说要立即去新都桥,下午同唐师长回头转来,再约请大家开个会商量。龚耕耘走后,王玉岗又与张为炯密谈一阵。张为炯当即把吴谧赓和曾文甫约到他的卧室里,以长者诚挚的态度说:“你们这次出来,确实太辛苦了,现在他们逼我太急,其实你们可以回城去,龚团长可以负责你们的人身安全,我再请宋代副司令写封信证明你们在此并无活动”。曾文甫当即说:“我们此次随代主席出来,是坚持起义立场,吃苦耐劳算不了什么,龚团长是别有用心的人,若他不欺骗代主席和唐师长,田中田会那样轻易窜据康定么?若代主席回去,我们随同回去,至于宋代副司令的信能有啥作用?田中田那伙人能够相信么?”张为炯默然一阵回顾,对在座的王玉岗说:“他们的说法也是好的,那就请您替他们妥善安排一下,暂时离开营官寨子再说。”王玉岗当即表示竭尽全力把这件事办好。并转向吴谧赓、曾文甫说:“彼此不是外人嘛,一切请放心好了”。当时在座的还有万垄培处长。

下午,唐英的学兵连,从新都桥开过营官寨,还要赶到前面去安营扎寨,至于傅德铨的加强连则暂由李谦率领,暂住新都桥待命。没有多久,有二、三十匹马队从新都桥跑来,都是戎装,唐英也身着戎装,并带上他的中将领章,披着军大衣。还抱着过去当旅长时,北洋政府授予的七狮头指挥刀,捎带在马鞍桥上,以壮声威。张为炯代主席和陶、李、宋等在门口迎接。唐英由傅德铨、龚耕耘挽扶下马,并挽扶上楼,时任道孚县长的罗海宽紧跟身后。唐英坐下喘息一阵即约集大家召开紧急会议,并拿出一个大牛皮纸信封交给张为炯代主席,张接过一看,原来是唐式遵(与唐是仁寿县同乡号子晋)致书唐英,劝其向众念读,其大意是:当此党国存亡危急之秋,弟不才已蒙蒋总统面谕,膺任川西剿共第二路总司令职务,即偕同尹昌衡上将并约会羊仁安、罗志州(雅安人参加辛亥革命的同志会绰号八千岁)取道富林前往西昌与胡、贺等长官共商大计,希兄等当机立断,速命驾前来聚会,为功为过,幸勿因循自误云云。龚耕耘还念读了一封与唐式遵一道同行的青年党西康省政府秘书高介孚(西康县训毕业任西康省府秘书)的来信,极力吹嘘唐式遵之行意义很大,建功立业,机不可失。并声言:胡长清已在富林组建一个兵团司令部,除本人所属一个军外,并将王伯华师扩充成军,外委羊仁安、闵锡儒分任新十×军、新十×军军长,已大肆编组地方武装。西昌、康定、富林联成犄角,仍是大有可为的。龚耕耘念完信后,大家各有所思,但都沉默不语。最后还是龚耕耘说:“唐师长追随自公主席多年,历经四川的许多战役,都是替刘主席卖命的,这次回转康定,不避毁誉,其苦心还是为了二十四军这个团体嘛。二十四军军长职务,如果唐师长不干,还有许多人想当呢,经再三研究考虑,还是自己人出来掌教好些”。龚耕耘说完这一套骗人欺世的辩护论调,大家仍面面相觑,不肯发言。于是张为炯悄声地说:“我是年老了,回西康工作纯是敬恭桑梓,也是替刘自公帮忙,聊报知遇的(张为炯曾任二十四军混成旅旅长、军参谋长,退职后安居成都,西康建省,刘文辉再三挽其复出帮助,并通过刘文辉的智囊团首脑张敬熙努力撮合,才到西康担任省府秘书长并代行主席职务的),人各有志嘛,有关将来各人出处的问题,不要过于勉强”。李会办先表示,自己确实年龄衰老,早就该退职了。唐英担心再说下去,局势更僵,即摆手说,就谈到这里罢,来日方长,我们今夜还要去追赶前面的队伍哩。于是仍由龚耕耘、 傅德铨两人挽扶唐英上马,大家在门口相送。为了遵照代主席叫曾文甫、吴谧赓暂避的吩咐,当天晚上曾、吴两人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到张为炯代主席处去辞行,他以长者的和善态度祝福两人一路小心,万事如意。张夫人说,吉人自有天相的,你们都还年轻,要多多保重,一有好消息,一定尽快通知你们。然后由万垄培、高言信伴送两人到区署见了王玉岗,并由胡绍基区长安排了向导,曾文甫、吴谧赓两人于午夜离开区署,为免除夜间的盘查麻烦,王玉岗特派一个得力的当差护送两人通过警戒线的岗哨。曾文甫、吴谧赓两人步行至第三天,由房东老乡派人送他们来到一处景色幽美的山谷地方,既有清清流水,还有蔽日遮天的大树林,绿荫丛中,隐现着十数间别致的红色小楼房,微闻鸡鸣犬吠之声,不时还传来马的嘶叫声。送曾文甫、吴谧赓的青年说,前面是某格西的庄房,格西很有学问,本人很好客。曾文甫、吴谧赓两人到了格西家里惊喜的见到刘衡如、王光璧、陈雨时以及陈的爱人和不满周岁的女孩等,都住在那里避乱。

叛变与溃逃

唐英叛变返回康定城,李云亭代表田中田师长出城迎接。还有杨仲华、张坦如、杨翼之、郑煊明等各方面人物出来对唐英表示欢迎。杨翼之和郑煊明向唐英报告情况,杨翼之说,有些人本来是多年袍泽,但总不同我们合作,迷信共党宣传,处处捣乱。他们还说,田中田军入城后,首向商会索要一批现金和硬币,并要筹措 10万斤粮食。同时要康定县府征集 30万斤粮食以供军用,但鱼通区和营官寨区的粮食都运不来,唐英对此只有叹息。次日是唐英返城最忙碌的日子,第一件要事,就是由龚耕耘、傅德铨伴随与田中田进行密谈,李云亭也参加了,两人对目前时局交换了意见,就唐英任二十四军军长问题也交换了意见。事实上唐英所能指挥的兵力,只有他自己的学兵连和傅德铨团的一个加强连。驻甘孜的杨仁山独立营,驻道孚、新龙(瞻化)王仲柏营他不能直接掌握,王玉岗的警卫团更非唐英的直属范围。龚耕耘、罗海宽等都有很大的野心,但却都无实力,田中田、唐英对此均很感头痛,但又都不敢过于露馅,恐因此丧失人心,更不能有所作为。唐英与田中田密谈之后,即往参加杨仲华、张坦如等所精心泡制的“西康反共救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留居康定的国大代表、省县参议会议员等多被胁迫参加。唐英被推为主任委员,许多人在会上聒不知耻地大放厥词,声嘶力竭地进行反共宣传,自诩为“忠贞”的“卫道”之士。接着是唐英公开叛变,就任“国军二十四军军长职务,当天由傅德铨、龚耕耘左右扶持,罗海宽、杨翼之等簇拥,都身着戎装,来到布置简单的礼堂举行就任仪式。所有“康定政务委员会委员”、“反共救国委员会委员”,以及西康省会的各色各样的代表人物等都前来观礼和祝贺。礼堂四周,布满了军方和警方的警戒岗哨,还有便衣特务的暗中巡逻戒备。田中田师长首先宣读国防部台北的来电略称,奉蒋总统谕:“二十四军军长职务着由该军师长唐英升任,仰即就任并督率所属继续效忠党国”云云。唐英即在军特中表演了就任仪式,并由龚耕耘代其宣读就职通电,然后由有代表性的反共人物起立祝词。此时的唐英,早已忘却他是追随刘文辉军长兼主席的老部属,并受其委托全权代行西康康属起义的军事重任的誓言了。据说使他最苦恼和担心的是,如何重整二十四军的旗鼓,以及部队兵源,后勤供应等等,还有师长人选问题,都需要解决。

蒋介石那样精良美式装备的几百万军队都被打得落花流水,胡宗南所部一触即溃等问题使他惶惶不安,哭笑不得。3月22日午夜的时候,傅德铨接电话并向唐英报告泸定已发现解放军,张、陶部队已经溃散,而且泸定城内情况亦很混乱,主张赶快出关去。唐英忿急地说:“龚耕耘又愚弄我们”。于是唐英与傅德铨、罗海宽等率部队以急行军奔出南门,日暮到营官寨见到张为炯等,唐英非常紧张,张为炯嘱咐他们到新都桥去暂时留住,唐英稍事休息,即告别往新都桥去了。

在得知泸定已发现解放军后,田中田即命令严加防范,并通知几个团长和杨翼之、龚耕耘、郑煊明及杨仲华、张垣如等前来议事。接着,泸定又打来电话说:二郎山上发现许多解放军,有急趋县城之势,山下部队已经向河道撤走。田中田知事已无可为了,即饬迅速收缩部队向康定靠拢,作为由康定撤退的后卫,同时表面上尽量抑制着自己内心的惶恐,与其所属商量决定:①迅急撤离康定,任团长为前锋,目标是西昌,路线出南关,经九龙抄小路。如不能到达西昌,则入两盐,过金沙江入云南,伺机出国。②由杨翼之局长告知唐军长出关后,号召所部在康区活动。③以轻装急行军方式撤退,每人必需带足3日干粮。④入康后新编各部可留下打游击,以待国军反攻。⑤所有被逮捕之“异党分子”及涉嫌分子统由李志率领侦缉组押解随同撤退。⑥留康定国大代表、立监委员以及康定政务委员、反共救国会委员,行动听其自便,如愿同进退者,当竭尽保护之责。为了解决途中粮食困难请酌带干粮备用。并决定第二天上午8时前撤退完毕,最后也必须在9 时以前出城。

3月23日,田中田残部出南门向九龙、西昌方向逃窜。有些人迫于形势又受了欺骗宣传,也跟着田军逃走,中途有的人,便自觉脱离队伍而混入了人流分散,有的则顾虑重重,自找地方隐蔽。只有被视为“异党”和涉嫌分子,被捆绑押解,紧跟乱军溃逃。行了一日路程,入九龙县境,在盘盘山宿营时,金沙江公司副经理李蜀俊(字锦昆,雅安人,曾任警卫大队军需)、会计罗文宣乘隙窜入深山密林中逃逸。为此激怒了押送的侦缉组特务,当即将金沙江公司的农场(设在道孚)负责人郑应麟,职员王崇礼枪杀以泄愤。还因此镇慑“妄动”的人。田中田的残酷暴行,引起了较大的风波,同时由于西昌解放,在西昌的胡宗南、贺国光溃逃,为了行军方便,已不能带着大批非武装人员行动了。于是田中田同行逃窜的人员各自隐蔽以等来日报效。以后便率领其残余入两盐,尽抄山径小道过江向云南窜逃,最后据说在丽江地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截击歼灭。

康定解放

318日,中共康定地委和康定军分区在雅安组成,地委书记苗逢澍兼军分区政委,樊执中任司令员。19日,186师师直一部和556 团向康定进军,22 日抢占泸定桥,解放泸定,24日,康定胜利解放。

3 月 27 日,康定军管会成立。张为炯率领起义的西康省政府人员自营官寨返回康定城,省府警卫团二、三两营亦随同归来,苗逢澍等领导出南门迎接表示欢迎和慰问。

为了适应需要,康定军管会特在康定师范学校成立了“政治研究班”,要求省府起义人员及各机关学校除酌留少部分人员办理移交外,一律参加学习。学习文件有《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政协共同纲领》等及新出版的报纸。学习由师政治部直接领导,开学典礼在原省府大礼堂举行,军管会秘书长李春芳作动员报告,政治部主任白雪峰在会上讲了学习的重要性。

政治研究班,总共学习了一个多月。结束后,少数人留用于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经审查甄别后,一部分人遣回乡,一部分人到雅安入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简称“西干校”,后改西南革大西康分校)学习后重新分配工作。还有那些于起义后,确有罪行的人,除少数民愤较大的在康定就地处理外,大多数由康定军管会押送雅安由上一级进行处理。

从此,康定人民摆脱了黑暗统治,迎来了幸福和光明。

摘自《甘孜州文史集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