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泽仁

格桑泽仁，汉名王天杰，又名王天化。藏族，巴塘人。生于 1905 年。在巴塘华西小学第一期

毕业后，即赴云南昆明等地深造。通晓汉藏语文，且颇有口才。从 1927 年起，历任第九世班禅大 师赴京致敬代表团团长贡登扎西的翻译、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蒙藏周报社副社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和中央政治学校西康班副主任等职。 曾著有《边人刍言》一书。在当时是一个很受国民党当局赏识和器重的人物，也是当时巴塘藏族青年中首屈一指的著名人士。

格桑泽仁从小在巴安（今巴塘县）县立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明好学，成绩优异。1913年9月他又入转入美国基督教会在巴安开办的华西学堂学习。毕业后，于 1917 年考入云南省昆明中学，通过学习，他具备了汉语等基础知识，而且精通汉、藏两种语言。民国13 年（1924 年），刘禹九任西康屯垦使，为了培训干部，网罗人才，创办“西康文官仕学馆” 及“陆军军官学校”。格桑泽仁考入在雅安的 西康陆军军官学校。还未毕业，刘禹九又被刘文辉打垮，军官学校也解散了。格桑泽仁留寓雅安，没有出路，适逢九世班禅赴京致敬团在团长贡登扎西（管家喇嘛）率领下途经西康，目的是想试探一下九世班禅有无回藏可能。贡 登扎西是西藏人，不通汉文汉语，需要一个翻译，格桑泽仁遂去找贡登扎西，毛遂自荐。两人一洽谈，贡登扎西见格桑泽仁不但精通汉藏语文，并且深悉汉藏政治情况，感到非常满意。 二人遍访了西康十五个县，见九世班禅回藏尚 无可能，贡登扎西只好回南京复命。在经过成 都时，贡登扎西想到九世班禅留寓青海、内蒙 等地，虽很受信徒们尊崇，但无固定职位，尚无适宜位置安置格桑泽仁，于是把他推荐给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刘文辉看了格桑泽仁的 履历，见他只是二十三军军校一个未毕业的学生，对他毫不重视。但碍于贡登扎西的情面，委任格桑泽仁为二十四军边务处参事的名义，每月支薪大洋八元，每天既无事干，也不上班，等于坐了一条冷板凳。

格桑泽仁对于这种有职无权，无事可干的待遇，怎么受得了，便不辞而别，经重庆到了南京。

这时正是北伐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筹组中央政府，建立各种机构，其中设置了一个蒙藏委员会，任命青海人马福祥为委员长，蒙古人白云梯为副委员长，正从蒙藏知 名人士中物色委员人选。汉藏之间，接触频繁，亟需通晓藏文藏语汉文汉语的翻译人员。贡登扎西通过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白云梯，推荐格桑泽仁到蒙藏委员会任藏语文翻译。格桑泽仁译语流畅，译文正确，深受汉藏双方的重视。 格桑泽仁觉得自己生长关外巴安（今巴塘县），应为藏族，遂不再使用王天杰这个汉名，以格桑泽仁为名，且同藏方交往密切，可以代表说话，于是自称是康藏全权代表。藏方也正需要通晓汉语文，且了解汉藏政治情况的人才，遇汉藏之间有不同意见时，格桑泽仁折衷樽俎， 语多中肯，因此各方对格桑泽仁都很满意。

有一次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举行大型会议。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历来重视边疆问题，也来参加会议。听格桑泽仁翻译时，汉藏语言，均极流畅清晰，引起了戴传贤的重视，事后特别召见格桑泽仁，询以康藏情况。格桑泽仁平 日留心时事，对康藏问题，俱能道出症结所在，并提出解决意见，因此深得戴传贤的赏识，认为格桑泽仁是藏族中不可多得的人才。极力向国民政府推荐，说格桑泽仁才堪重用。国民政府见一个院长对格桑泽仁如此器重，必系真才。 于是任命格桑泽仁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并兼藏事处处长。马福祥对格桑泽仁也很重视。当时蒙藏委员会认识到自己是新组建的机关，且与其他部委性质不同，与国内各少数民族都要发生联系，宣传工作，至为重要，特在会内组建了一个蒙藏周报社，每周发行刊物一本。以半数篇幅印汉文，其余一半篇幅，对蒙古发行的印蒙文，对西藏发行的印藏文，周报社社长由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设副社长二人，由蒙事处和藏事处的处长兼任。格桑泽仁又兼任了周报社副社长。

格桑泽仁见自己因缘时会，身居显要，责重事繁，日不暇及，并且单枪匹马，亦难成大事。于是在民国 17 年（1928 年）秋，派人回巴塘，把他亲友中有才能的人接到南京。当时被接去的有刘家驹、王天福、杨槐森、方崇汉等人。刘家驹到南京后，即被格桑泽仁任命为《蒙藏周报》社藏文编辑。其余的人，格桑泽仁作了适当安排。1928 年，巴塘学生马定西、谢和西、刘通西、胡平西、郭惠西和江安西等 人，在进入国民党中央党校（后改为中央政治 学校蒙藏华侨特别班）学习时，格桑泽仁从北京协和医院出院，回到南京，组织了“西康青年励志社”，由格桑泽仁担任社长，马定西和江安西担任副社长。该社的宗旨是互相勉励、互相提携、增进乡谊、鼓励西康青年来京（南 京）求学。他们利用该社每一成员的私人关系，分别给自己的亲友写信，宣解读书的好处，说明南京有公费的蒙藏学校，鼓励他们来京求学。截至 1937 年南京沦陷为止，先后到南京求学的西康学生共 50余人。其中巴塘和康定两县学生占多数，泸定学生人数次之。

当时西康到南京求学，或任小职员的人数日多，被分配到各地学校读书。格桑泽仁认为这样的分散办法，难于把西康人的意志统一起来。便通过蒙藏委员会，并得到考试院长戴传贤的赞助支持，在原中央政治学校内附设了一 个西康班。挑选在北京蒙藏学校、东北讲武堂、太原军官学校和南京蒙藏学校中的西康籍学生，以及在南京工作的康属知识青年（即把分散的北平蒙藏学校读书的学生陈强立、孙相贵；分散在沈阳东北讲武堂的王孟周、何德润；分散在太原军官学校的余永权、秦俊豪……等人和留在南京的羊化西、杨仲华等）共计二十余人，都集中到西康班学习。这些人都是熟悉西康情况，有一定活动能力的西康知识青年。 原规定受训时间为半年，后来延长四个月，共十个月。在此期间，这些人集体加人了国民党，并组织到江苏、浙江等地参观，以提高他们的知识和观察力。

这些情况刘文辉知道后，想到当年贡登扎西把格桑泽仁介绍给他时，他毫不重视，现在格桑泽仁在南京不但跃居蒙藏委员的高位，而 且主持蒙藏周报社，这种全国性的大型宣传机 构，又开班培训西康的知识青年，说明其志不小。将来如果羽翼丰满，是他主持康政的大患，必须想办法把他打下去。刘文辉认为格桑泽仁之所以能有现在，是他冒充了康藏全权代表，就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于是刘文辉指使在他 开办的边政人员训练所毕业，现在康定各单位工作的学员如万腾蛟、蒋显光、江荫浓、王业鸿等人，于民国 18 年（1929 年）冬季在康定组织了一个“反对格桑泽仁冒充康藏全权代表 大同盟”（简称反格大同盟）。并指使以建设筹备员名义，分在康属各县工作的边训所学员，在各县发动，每县选代表两人，来康定开大会，还发动康定的中小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冒充康藏全权代表的格桑泽仁……等口号。” 以大同盟的名义致电国民政府的各院部会，请予支持。并由大会选举马泽昭、丁子沛二人为 “真正”的民众代表，去南京取格桑泽仁而代之。马丁二人，于民国 19年（1930 年）春，以邹温如为秘书，前往南京。

格桑泽仁看见这许多反对他的电报、通讯，便去找蒋介石，请求辞去本兼各职。蒋介石问他为什么? 格桑泽仁说：“刘文辉唆使一些人，组织了一个反格桑泽仁大同盟反对他，说他是冒充代表，另外派了两个人来接替他。所以他 想不如自己辞职好一些。”蒋介石笑着说：“你真太幼稚了，一听说有人反对，就不干了，你把全国的报纸看一下，反对我的有好多，那我也就不干了。并且政府用你，是经过考虑的，岂是有人反对一下就会撤掉你，回去好好干，政府还要重用你。”格桑泽仁说：“刘文辉已 经派了两个所谓的民众驻京代表来了，怎么办呢 ?”蒋介石说：“这很简单，他们既然来了，你从蒙藏委员会的经费内，每月拨两三百块钱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组织一个办事处，不就 解决了吗 ?”

果然过了几天，国民政府还任命格桑泽仁为国民政府参议。职级比蒙藏委员更高。

民国 20 年（1931 年）初，刘文辉的军阀势力已渗透到西康，蒋介石因刘文辉不是自己的嫡系，加之刘氏不太听令，因而总想设法削弱其势力。1931 年底，国民党中央认为西康那样大一块地方，没有建立国民党组织，还是 一块空白。见格桑泽仁是西康人，又有西康班受过党的训练的二十几个人，建党的人事条件 已经俱备，于是便任命格桑泽仁为西康党务特 派员，派格桑泽仁率领西康班毕业学员到康区 从事国民党建党工作。格桑泽仁派康定籍的学生杨仲华、何德润、秦俊豪、李俊明、周伯先、 吴象安等人，由四川经成都去康定，筹建党务特派员办公处。他自己则率领巴安籍的学生王天福、杨槐森、何世麟、贾炳坤、赵跃中、方崇汉等人，取道云南，经昆明直接去巴安，避 免同刘文辉见面。

格桑泽仁经过昆明时，以中央党务特派员的身份与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举行了一次会谈。龙云认为格桑泽仁是巴安人，又在云南读过书，云南巴塘接壤，如将来要向巴塘扩展防 区，格桑泽仁是可以利用的人物。格桑泽仁则认为自己如要反刘文辉，兵力不足，能得到龙云的支援，就有成功的可能，二人目的相同，谈得很融洽。龙云当即授予格桑泽仁“滇边宣慰使”的职衔。并赠送格桑泽仁滇造单槽子弹步枪一百支，长波电台一部（为当时最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以此壮大格桑泽仁的声势。当 格桑泽仁到达巴塘县属盐井和中南区时，盐井权势较大的贡噶喇嘛，巴塘东区六玉十五村时，当地的总保次郎罗绒等，都组织僧俗群众盛情接待，并派马队沿途护送。巴安城区的地方父 老，见本籍青年做官荣归，表示热情欢迎。

与此同时，二十四军驻巴塘的官员，对格桑泽仁的到来及其煊赫的声势，却表示强烈不满和猜忌，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进行恶意中伤。特别是当格桑泽仁准备开展党务之际，更 是受到当地军政官员的嫉妒和阻碍。对此，格桑泽仁因初来乍到，佯装不知，但在暗中却加 强了联系群众的活动。由于诽谤格桑泽仁的言论，暴露了西康军阀势力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污蔑，如连队所养的狗也取以污辱少数民族的名字，矛盾已达到无可忍受的地步，引起了当地僧俗群众的强烈不满。不少人义愤填膺地说：“我们祖祖辈辈当牛作马，向统治我们的官员和驻军常年交粮缴款，支乌拉，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甚至少年儿童也咬牙切齿，一时怨声载道，群众激愤。

格桑泽仁审时度势，认为自己是受命国民党中央，既结得外援龙云的支持，又联系有地方的群众基础。同时见汉藏两军，在甘孜相持不下，驻防巴安的团长马成龙，陷在甘孜前线， 抽不了身，康定又发生兵变，杀死旅长，西康局势，一定要混乱，正是他起事反刘文辉的大 好时机。于是提出了“康人治康”的口号，并宣布了“实行地方自治；主张民族平等；废除乌拉制度；改进耕作技术；发展文教事业的政纲”，号召僧俗各界起来反对刘文辉。在驻军连长杨朝宗（格少年时代的同学和朋友，巴塘人）的全连官兵有力支持下，果断采取行动，提缴了二十四军驻巴安部队 815 团两个连的枪支，把已解除武装的全部官兵往云南方向赶走。宣布成立“西康省防军司令部”，格桑泽仁担 任总司令（此后人称“格司令”），下设一个群众武装指挥部，由纳卡阿西任总指挥，总管四乡的群众武装工作。任命他的私人秘书黄子冀（安微人）为巴安县县长。还设立了一个人 民委员会，委员都是巴塘有名望的人士，协理县里的工作。另设立一个武装团，由杨朝宗担 任团长，赵跃中为团参谋，辖四个大队，分别由巴塘人杨道森、曾理学、王天福和云南人李达辅担任大队长，负责维持社会秩序，立即整顿城镇，调查统计城区户口，钉门牌。大街更 名为中山街、博爱街、自由街、平等街等名称，小巷也如此。这一系列举动，受到当地群众和理塘喇嘛寺、乡城桑批寺及得荣浪让寺的支持和赞扬。

格桑泽仁部一时之间声势煊赫，但实际力量并不雄厚。虽说提缴了 815 团一个团的枪，但 815团大部兵力，都在大白前线，留守巴塘的，只有两个连二百支枪加上云南省主席龙云送的，一共只有三百支枪，815 团驻盐井还有 一个连。1932年，格桑泽仁命盐井的贡噶喇嘛， 把这个连的枪缴了，并把缴的枪上交巴塘司令部。贡噶喇嘛不从，格桑泽仁派兵征伐，贡噶喇嘛感到自己势力弱，难以对付，便投靠西藏地方政府。而藏军对格桑泽仁的这一系列举动，也有所戒备，派兵在莽岭地方对格桑泽仁的讨伐部队进行伏击，并追到巴塘城郊，包围了巴塘县城。从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相持了三个多月，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当时，刘文辉及其驻康定的高级官员认为格桑泽仁提缴了他们的武器，是对他们的直接威胁，大为不满，于是一方面发动康定的青少 年学生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格桑泽仁”的口号；另一方面又通知南京的所谓西康民众代表驻京办事处处长马泽昭等人，向国民党政府告发格桑泽仁“在康造反，破坏康区治安”的行为，请求将格桑泽仁调回南京。与此同时，二十四军以藏军占据巴塘为借口，派遣马成龙团进军 巴塘，作为援兵。马团到达巴塘后，格桑泽仁 带领赵耀宗、格桑悦西、黄子冀及一排人的兵力到南区组织民众武装，俟机两面夹击藏军。藏军看到这种形势，感到对自己大为不利，于 是在一个炮火连天的晚上，星夜撤退，渡金沙江逃走。

此后，巴塘的主要矛盾自然转移到二十四军马团与格桑泽仁部杨团身上。这两个团原先 就是敌对冤家，现又共处在一个县城内，似敌 似友，难解难分。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为了打败敌手，马团利用杨团经费困难，弹药缺乏等 弱点，与之联系，首先和杨团的一名大队长杨 道森打交道，讲亲戚、拉关系、讲利害关系；通过杨道森促使杨朝宗缴枪，并言称：只要缴了枪，不仅不追究过去的事，而且可得高官厚禄。杨道森深信不疑，如实转告并顺时劝说杨朝宗。以后，互相来来往往，紧张气氛也就随 之缓和。杨朝宗一面受马团诱惑，一面又被内 部某些人施加压力的影响，自己认为只要缴了 枪，就万事大吉，还可得到高官厚禄，心想，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开始动摇。 格桑泽仁事前曾来信指出必须坚持的原则，被置之脑后。这时，在南区组织民众武装的格桑 泽仁得知此事后，焦急万分，立即派赵耀宗为专使进城劝导杨朝宗，并面喻两点：1、坚决不缴枪；2、若已缴枪，应马上把杨等接至南 区再议。可是赵耀宗连夜火速赶进城后，不料杨朝宗已缴枪完毕，马团再次控制了巴塘。于是赵耀宗对杨朝宗传达了格的意图，说：“现既已缴枪，格武装来接你们，应迅速离城，不可犹豫。”但杨的亲戚和家属劝阻，杨朝宗自己也觉得现已风平浪静，同时相信马成龙的承诺，还是等待高官厚禄落实到自己头上来，不肯离城远去。关心他的乡亲已备马在城郊理塘 公等候，他还是不走。赵耀宗一再催他出城，他也不听。这些事早被马团发觉，惟恐杨万一出逃与格会晤必另作主张，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下了一道请帖，恭请杨朝宗、赵耀宗（原籍云南鹤庆人，巴塘生长）、吉村曲 批（格桑泽仁的姐夫、巴塘人）、曾伯麟（原二十四军连长，四川人）等于当日下午到团部 赴宴。赴宴者落网后，立即被押至县城西门处决。在押往刑场路上，他们还高声唱起武昌起义歌曲，英勇就义。

马团的大规模报复性镇压计划的第一步完成之后，还要陆续抓、捕、关、杀格桑泽仁部 人员。因而格桑泽仁部主要人员有的隐藏起来，有的退往巴塘北区七村沟，继续组织反击。后经巴塘地方父老、康宁寺堪布、活佛出面调解，才制止马团的进一步镇压行动。

杨朝宗缴了枪，等待高官厚禄换来的是人头落地。格桑泽仁的战斗计划至此全部告终，格桑泽仁发动的巴塘事变就此宣告结束。

当时，格桑泽仁本人尚在巴塘东区中咱，惊悉这一不幸消息后，十分悲痛。同时，立即把自己带去的一排人全部遣返回家，自己和黄子冀在其弟弟格桑悦希等数人的护送下，轻装出发，到达云南昆明，然后返回南京。1932 年 9 月，格桑泽仁安抵南京后，又委托亲信安 慰受难者的家属，并将自己的全家人接到南京，又把杨朝宗的二男一女接到南京读书，培养成人。格桑泽仁从巴塘经云南返回南京之后，仍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蒙藏 周报》社副社长等职。但由于肺病缠身，有一段时间曾去云南昆明和丽江等地养病治疗。

格桑泽仁回到南京后，不忘巴塘父老，决定对 1932 年藏军围攻巴塘时，当地僧俗群众 奋起战斗，保卫了巴塘的人员给以酬谢。1934 年，他以要对这些人员酬劳抚恤为由，通过蒙藏委员会，呈请南京国民政府拨给的经费和旅 南京巴塘人筹募的少量经费托有关方面纺织了一幅锦织释迦牟尼巨幅佛像，赠与巴塘丁宁寺（后称康宁寺），感谢该寺 1932 年对格桑泽仁的支持。这幅锦织佛像长约八丈，宽约四丈。同时，格桑泽仁又用纺织释迦牟尼佛像剩余的 经费，购买边茶、草烟和毛巾等物，托运回巴塘，作为 1932 年与藏军战斗过的巴塘僧俗群众的酬劳抚恤之用。当时，由格家亲戚称称尼 玛和安安纳觉等人代表格桑泽仁将上述慰问品给每一阵亡人员家属发了半驮边茶、半驮草烟 和一条毛巾；给重伤残废人员每人半驮边茶、十把草烟、一条毛巾；给轻伤人员每人四甄边茶、五把草烟、一条毛巾；给参战人员每人两甄边茶、两把草烟、一条毛巾。这些都受到巴 塘地方父老和僧俗群众的赞扬。

1938 年，格桑泽仁到重庆，为组织慰劳抗日将士，曾派刘曼卿（原国民政府文官处职员，1929 年以文官长古应芬的名义派她去拉 萨试探达赖喇嘛的态度，是格桑泽仁的妻姐，为清末驻藏大臣手下一文案刘华轩之女）和喇嘛舅舅等四人去康藏部分地区进行募捐筹资活 动，用以购置慰劳品和锦旗，组成“西康民众 慰劳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该团由格桑泽仁担任团长，刘曼卿担任副团长。成员中有巴塘人相孜翁堆、杨槐森、陈新福、江安西等人。 代表团先在重庆展览了慰劳物品，然后去汉口等地区进行慰劳抗日前线将土，受到当地高级军政官员的好评。同年下半年，格桑泽仁同内蒙的康王和甘肃保安司令黄正清等人，在重庆浮图关向蒋介石献了锦旗和哈达，表示敬意。据说锦旗上写的是“东方英雄”。

1939年，格桑泽仁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敬献锦旗和哈达，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并聆听了教诲。当时，格桑泽仁又在重庆召集旅渝巴塘人组成了“东隆会”（附注：“东隆”是巴塘县城区东部最高的一座山，用它来代替“巴塘”）。该会以 团结西康青年、促进西康建设为宗旨，由格桑泽仁担任会长，刘家驹和江安西担任副会长。 在那次会上，平措汪杰和昂旺格桑（刘绍禹）同志也讲了话。在他俩的讲话中，强调了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受到格桑泽仁和与会人员的赞扬。

1939 年，西康正式建省，成立了以刘文 辉为主席的西康省政府，并筹建西康省临时参议会。根据《省（县）参议会组织条例》，参议员的产生应同地方绅士协商。格桑泽仁和刘文辉彼此为政治上的权益之计在重庆举行谈 判，双方均为“国难当头，应团结对敌”为前提相议，消除了过去的一切隔阂。和谈顺利结束，刘文辉推举格桑泽仁为西康临时参议会第一届议员（格桑泽仁因病未能参加会议）。欢迎格桑泽仁回康探亲访友。格桑泽仁表示谢意。并表示一定要去。

1941 年，格桑泽仁曾请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将巴塘“丁宁寺”改名为“康宁寺”，戴并送给“康宁寺”匾额一块。后来该寺把这块匾额挂在康宁寺大殿门上，作为纪念。同年下半年，格桑泽仁及其夫人巴月照等人从重庆经云南回到巴塘探亲访友，受到当地军政各界官员、地方父老和僧俗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当时，先由二十四军驻巴团长兼巴塘县长傅德 铨举行宴会，为格桑泽仁洗尘，然后由巴塘康宁寺活佛、堪布和格桑泽仁亲友分别设宴招待。最后，由格桑泽仁举行答谢宴会，举办巴塘弦子舞会，感谢当地军政官员，康宁寺活佛、堪 布和地方父老对他的热情接待和亲切关怀。格桑泽仁在巴塘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搞好了同二十四军驻巴军政官员之间的关系；（二）举办了妹妹格玉珍的婚事（格玉 珍的丈夫是杨绍基，他的父亲是杨朝宗）；三） 1942 年曾发动当地群众和在校学生，从事义务劳动，在龙王塘建立了一座“抗战建国纪念塔”（文革期间被毁）。同年，格桑泽仁还编写了一些巴塘弦子歌词，如《巴塘月令曲》。这些歌词，至今还流传在巴塘男女老少之中；（四）趁派人护送其母卓玛拉西去拉萨朝佛， 购买“甘珠尔”经典一套（共一百零八函）运 回巴塘，作为他母亲念诵和祭供之用；（五）派其弟格桑悦希去康定筹设康藏贸易公司。该 股份有限公司在康藏官、商、寺庙等各方面的积极赞助下，于 1942 年元月在康定正式成立。主要股东为巴塘格桑泽仁、格桑悦希两兄弟和甘孜甲本仓邓珠朗杰、邓珠学杰两弟兄。其次 有邦达昌、桑都仓、降萨仓和拉萨贵族笨雪巴、夏格巴。此外还有甘孜孔萨仓、大金寺、理塘寺、 巴塘康宁寺、道孚灵雀寺、理塘木拉甲多仓、德格布楚楚、夏克刀登、道孚麻倾翁、刘文辉、李先春、王树侯、华崇俊、夏仲远、王锡之等。 该公司由格桑泽仁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

分别在成都、重庆、拉萨、印度加尔各达、昌都、甘孜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在印度的噶伦堡和西康省的雅安设有转运站。在西藏那曲地方 设有硼砂开采点。公司从事藏茶、山货、药材、羊毛、牛皮、工业纺织品、化妆品、药品、黄金等的销售业务以及硼砂的开采销售业务。

1943年，格桑泽仁带领西藏著名格西东 本和巴塘康宁寺格西阿聪等人，从巴塘到康定。受到沿途军政官员、寺庙僧众和康定商界人士的欢迎和接待。在康定期间，他主要抓了以下 几件事情：（一）团结搞好他同西康省政府各 高级官员之间的关系；（二）主持了康藏贸易公司一段时间的日常工作；（三）1944 年春，刘文辉从雅安来康定后，有一天召开了省级机关的官员大会，特邀请格桑泽仁在大会上演讲。 他的讲话，博得听众多次的鼓掌。其内容曾由 记者以《民族团结的交响曲》为题摘要发表于《西康日报》；（四）当年夏季，格桑泽仁为了进一步搞好团结，决定大宴刘文辉。于是联合康藏商人邦达昌、孔萨仓、桑都仓等，在康定城南郊飞机场（现汽车 17 队至砖瓦厂地段），撑起许多帐篷，大摆筵席，热情招待刘文辉及其高级官员。宴会那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 警备司令部于当天清晨就采取了警卫措施，从县城到机场。以至机场两边山上、各路口都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岗哨，警戒森严。一切安排妥 当后，刘文辉按时赴宴。宴会开始前，刘文辉在格桑泽仁和邦达多吉等主人的陪同下。在机场草坝上观看了巴塘青年男女二十余人表演的优美巴塘弦子舞。在宴会上格桑泽仁先讲话：对刘文辉从雅安来康定赴宴表示欢迎。重申汉藏团结的重要性和自己的诚意。刘文辉致答谢词说：对你们的热情招待表示谢意，对今后汉藏团结进行合作表示赞成。然后互相敬酒，皆大欢喜而散；（五）1944 年初秋，格桑泽仁参加了西康省的运动会，参加项目参加项目为步枪射击比赛，夺得冠军。邦达多吉派来两名藏族青年参加万米赛跑，一个叫究呷的青年夺得冠军，另一名获第三名。格桑泽仁很高兴，他和邦达多吉当场给这两位青年挂了洁白优质的哈达表示祝贺；（六）1944年，格桑泽仁接受了国民政府（铨叙部）授予的“功勋卓著”的金质勋章一枚（三等景星勋章）。当时格桑泽仁本人尚在康定，由其弟格桑悦希在重庆代领带回康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格桑泽仁任国民政府参议员，参加了第四届国民政会。

1946年，格桑泽仁在四川青城山二王庙疗养期间。因肺结核病情恶化医治无效而去世，终年四十二岁。国民党政府认为他不失为藏族中的人才，特予明令褒扬。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追悼大会并决定给予国葬。蒋介石送了一幅白大绸挽联，上面写着：“勤贤足示，蒋中正题”字样。国民政府拨款在巴塘为他修了墓园，并把他的遗体运回巴塘安葬。格桑泽仁的灵柩由其弟格桑悦希护送，于 1947年从灌县运至巴塘。沿途经四川省会成都、西康省会康定时， 先后由其省政府召开追悼大会并由省长亲临致哀。灵柩运至康定时，刘文辉还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各机关单位都送了挽联祭幛，备极哀荣。从巴塘来了20名轿夫，30 名藏族青年与马队来迎接。到达巴塘后，于1947 年 10月，由巴塘县各界人士和僧俗群众一千余人在关帝庙召开追掉会，巴塘县长亲临致哀。然后由参加大会的全体人员将灵柩护送至桃园子附近的茔地，再次用国葬仪式进行安葬。

格桑泽仁生前有《边人刍言》、《新康藏歌》、《巴塘月令曲》、《康藏最近之情形》等著作。

 

                        摘《甘孜州实录》2013年第2期，根据《西康史拾遗》、《甘孜州文史集萃》、《高原江南桃李园》等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