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那事件”始末
“诺那事件”始末
“诺那事件”，是康区二十世纪30年代著名的三大事件（诺那事件、省防军事件、甘孜班辕事件）之一。从1935年4月诺那受命入康开始至1936年5月诺那在甘孜病逝结束，共经历一年多时间。但其势力影响遍及康北和康南地区，又和南京国民政府、西康刘文辉政权、昌都邦达多吉地方武装都发生过直接关系，甚至和正在进行长征的红军也有过一些接触。
（一）诺那事件的实质
诺那事件、省防军事件、甘孜班辕（九世班禅行辕）事件，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互不相关的三件事，但他们都曾提出过：“康人治康”的口号，便可知这三次事件，实质上都是反对刘文辉的斗争。这三次事件，都发生在刘文辉统治西康时期。巴塘省防军事件发生时，刘文辉以川康边防总指挥的头衔，兼理西康。诺那事件发生时，刘文辉已担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班辕事件发生时，西康已正式建省，刘文辉是省主席。而这三次事件的发动参与者和幕后策划者，正好都有早年在南京求学的格桑泽仁、刘家驹和江安西。于是有人把它视为“巴安三杰”制造的反刘事件。
这三次事件，由于发动时的政治环境不同，发动者本身力量的强弱有异，而所结外援亦各有其政治目的，给予事件发生者的援助，亦大小有别。所以这三次事件延续的时间，有长有短，波及的地区，有宽有狭，影响亦有大有小，遂被认为是三个情况不同的反刘事件。
（二）诺那事件的经过
诺那活佛的由来
诺那原为昌都地区类乌齐寺的管家。该寺属藏传佛教宁玛派，诺那对宁玛派教义很有研究，常为信徒讲经说法，颇受类乌齐等地宁玛派教徒们的尊崇，因此清帝劾封为呼图克图。
诺那得到清帝封号，对汉军颇有好感。类乌齐之役，诺那暗助汉军彭日升攻打藏军。彭日升兵败被俘，诺那亦被西藏地方政府俘去，囚在拉萨土牢内，欲加治罪。他寻机脱身，逃离西藏。对此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诺那被捕后诈死，凭法力脱身；另一说是诺那通过贿赂狱吏，得以被暗中开释。诺那逃往尼泊尔，适尼泊尔公主患病，诺那为之治愈，受尼泊尔国王资助，由印度辗转至北京，时北京政府，由段祺瑞执政。诺那面谒段，游说段派兵攻打昌都，收回失地，段祺瑞那有这种远图，对诺那的建议，未予置理，诺那遂留居北京，讲经说法。四川军阀刘湘的驻京代表李公度，崇信佛法，但对宁玛派教义，则是前所未闻。遂拜请诺那，移驻重庆，诺那从之，遂由北京到重庆，在重庆从事讲经说法等宗教活动。因重庆以往虽有过大德喇嘛，前来讲经，但多属格鲁派，对诺那讲论宁玛派，都感到前所未闻。所以深受当地宗教界人士的热情接待。同时还和四川上层官吏，有所接触。四川军阀刘湘和当地部份知名人士，都纷纷皈依其门下成为弟子。当时诺那居住在重庆南岸狮子山一个寺庙内，江北一带的佛教信徒，也到南岸来朝拜诺那。一时间诺那之名，远近皆知。
诺那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喇嘛，认为蛰居重庆，虽然信士甚众，供奉无缺，但政治上却无可作为，遂决计去南京活动。民国16年(1927年)刘湘遂派人护送诺那去南京，驻锡里廊街清真寺。当时蒙藏委员格桑泽仁也在南京。见诺那到京，遂在各方面为诺那揄扬，说他不仅博览宁玛派经典，深明宁玛派教义，为一般宁玛派中的高僧大德所不及。且类乌齐事件发生时，曾助汉攻藏，被藏方掳去囚禁，若非越狱潜逃，已被藏方杀害，实为爱国喇嘛。国民党要人，听了这些揄扬之词，对诺那特别重视。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亲自接见诺那，除谈宗教问题之外，并垂询昌都情况。诺那生长在昌都地区，并随汉军同藏军作过战，对昌都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情况，都了解深透。戴传贤对他的答复很满意，认为将来开拓藏区，诺那亦属不可多得的藏族人才，遂推荐他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并批准他在南京设立“西康诺那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由李公度之弟李公烈任办事处长。从此，诺那在南京开始参与蒙藏委员会有关的政治活动。为了增强诺那同康藏地区人民的联系，又在康定设置了“诺那呼图克图驻康定办事处”。任命原类乌齐三十九族头人邛布彭错为主任。彭错在类乌齐事件中，曾随诺那助汉攻藏。后亦被藏方俘去，处以劓刑（即用刀将鼻子割去）。人们遂呼彭错为 “那麦彭措”（那麦为藏语没有鼻子之义），时间一久，那麦彭错之名，尽人皆知，他的本名邛布彭错，知道的人，反而少了。因与诺那同被藏方掳去，共过患难，所以投奔诺那后，被任命为康定办事处主任，长住康定，负责沟通诺那同康藏人民之间的关系。
诺那受任西康宣慰使
民国24年(1935年)初，国民党中央趁尾随红军的陆军十六军军长李抱冰进驻康定之机，任命诺那为西康宣慰使，其任务是配合政治宣传，联络地方势力，并拨款给他设立“西康宣慰使公署”，公署设置秘书、宣慰、总务、地方武装四个组，各设组长一人，组员若干人。其人事安排如下：
由公署任命韩大载为秘书长，陈信伯、陈济博为汉文秘书，江安西兼藏文秘书，邦达多吉为宣慰组长兼地方武装组长，李公烈为总务组长。诺那受命后，于民国24年四月(1935年)由南京启程入康。到达成都时，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重庆别动队总队部派别动第一中队部指导员江安西，及中队长何树屏，率领一个别动中队八十余人，随诺那进驻西康。其中一个分队，由江安西直接率领同诺那一同前进，充任宣慰使公署侍卫武装。四川军阀刘湘，因诺那未去南京前，曾久驻重庆，与诺那有施主关系。为了不让刘文辉独霸西康，也调拨了两个连的部队，约二百余人，改编为宣慰使公署特务大队。并任命曾经为刘湘充当过旅队长的秦伟琪为大队长。特务大队的粮饷军械，完全由刘湘供给，随诺那一同入康。
诺那入康
民国24年(1935年)六月，诺那以中央特派的宣抚大员身份，由成都启程入康。仪仗十分煊赫，诺那身着黄色缎袍，外披红缎锈金袈裟，坐在黄缎八人大轿内，前列锦旗十面，轿上罩黄缎金顶宝伞。前后簇拥着武装警卫数百名，声势煊赫，前所未有。
过雅安，刘文辉率文武官员，到羌江渡口迎接。当时刘文辉对诺那代表中央入康虽然存有戒心，但还不敢公开抗阻。同时，因诺那系宁玛派呼图克图，按照刘文辉“搞好宗教关系，就能搞好政治关系”的治康策略，为拢络人心，也不得不对诺那以礼相待，表示尊重。
到康定时受到十六军代表、西康行政督察专员陈启图，康定县长华浩然的欢迎。那时康定城内有南无寺、金刚寺、安雀寺、杜渣寺、萨迦寺、夷龚寺、俄巴寺七座藏传佛教寺庙，各寺都组织了鼓乐队和幢幡宝盖欢迎。诺那一到东门，各寺鼓号齐鸣，唢呐悠扬，将诺那簇拥至他下榻的南无寺。
第二天，诺那身坐黄轿，前面彩旗开道，后面宝盖笼罩，依次到各庙拜佛。他向七座藏传佛教寺庙的佛像顶礼膜拜后，又敬献啥达。最后坐轿到安雀寺广场，坐上寺中为他摆好的讲经高座，接受各寺堪布、活佛、格西等给他献的哈达，他又回敬了啥达。并接受了城内许多信教群众的哈达，他又回敬了“松汪”（即用红绸制成的条带护身符），然后赠送礼品，每寺大茶三包。
接着，公署积极召开宣慰大会。邀请康区关外各县土司头人和寺庙主持人前来参加。大会于民国24年(1935年)八月在康定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康定民正土司甲联升，木里土司桑登扎巴，德格土司属下头人夏克刀登，上瞻对土司甲日·多吉郎加，雅江崇喜土司阿曲，炉霍泥巴乡头人林加，道孚灵雀寺首席管家麻倾翁，理塘寺卓尼所仁克真，康定贡噶寺活佛噶马协珠，丹巴巴旺活佛哲央丹珍。以及康定寺庙团体僧俗代表共数百人。
宣慰大会由公署秘书长韩大载主持，他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向西康各族各界人士以及地方僧俗群众表示慰问。诺那则着重以宏扬佛法，普化众生，拥护中央，贯彻政令，巩固边防，维护治安，五族共和，加强团结为内容，作了长篇讲话。
诺那与刘文辉失和
宣慰大会后，群众散去。诺那把各县土司头人，寺庙主持等留下二十余人，会同公署秘书长韩大载，汉文秘书兼藏文秘书江安西，宣慰组长兼地方武装组长邦达多吉等人，举行秘密会议，号召反映地方情况要打破顾虑，多揭露刘文辉的暴行。事后公署收到控诉二十四军横征暴歙，为非作恶的书面材料三百余件，公署全数转报国民党中央，此事为刘文辉侦知，亦搜集诺那超出宣慰范围的不轨行为向上呈报。行政院认为这是两派不合，互相攻讦的原故，未与置理。此后，双方关系，公开恶化。但由于中央十六军驻扎康定，刘文辉对诺那亦无可如何。
诺那在康定住了三个月，并给各县赠送了茶包等礼品。决定先赴康北宣慰，然后再去康南，公署成员及部队均随诺那于民国24年(1935年)九月离开康定。
诺那提缴刘部武器
诺那途经康定塔公寺，惠远寺派人来报，说约有一个排的散兵，来历不明，正在泰宁（即乾宁今八美镇）抢劫寺庙财物，请诺那派武装予以追剿，公署当即派邦达多吉和江安西，率领部份随从武装，追至乾宁附近，将这批散兵包围缴械，追回所抢寺庙财物。经查明都是余旅在丹巴被红军击溃逃散的兵卒，集体逃到这里约有二三十名，都发给路费，派队送到康定新都桥，令其各自回家。这一问题解决后，公署继续前进至道孚，诺那驻灵雀寺，同时武装组长邦达多吉也率领他的地方武装到达道孚。
邦达家、桑都家与察绒家是西藏三大财阀。其中以邦达家尤为富有。他所设立的商号“邦达昌”，在国内成、渝、汉、穗、京、沪、香港等地和国外印度加尔各答等地，均设有分号。为了大量购进边茶，在康定也设了分号。当时康藏都没有公路，运输全靠骡马驮运，邦达昌鉴于雇用骡马，受运价、雇用等各种限制，中转缓慢，便自购骡马三百匹，专供自己运输，所以他的商货，周转很快，获利也就更多。
邦达昌商号的主持人名邦达多吉，精明干练，曾被西藏地方政府委任为驻扎丫部队的代本。1933年，因与西藏地方政府争夺货源失和，遂率所部二百余人，离开昌都地方，渡过金沙江，驻扎巴塘一带。他这二百多人，是他在扎丫任代本时招募的，全是扎丫人。每人有乘马一匹，武器都是从英国进口的七九步枪。这二百亲兵的粮饷都是邦达多吉私人负担，所以这些人对他忠心耿耿，成为他的警卫和私人武装。因此被公署委任为宣慰组长兼地方武装组长。由于邦达所部，都是藏人，武器精良，诺那亦认为这是公署可靠的基本力量。
二十四军余旅在丹巴被红军击溃后，旅长潜逃，散兵无人收容，为避免去康定，被十六军缴械。所以多数都逃到与丹巴交界的道孚。当时集结道孚的散兵，约有两营多人。这些兵既无人管辖，又无人发给粮饷，散居道孚，强吃霸赊的事实所难免，弄得民怨沸腾，还威胁公署，要公署发给粮饷。诺那召集公署各组负责人商议，计划把这些兵的武器收缴，免其到处生事，坑害百姓，但如强行收缴，必会发生巷战，为免造成伤亡，只宜采用智取。遂由诺那出面，设宴邀请三个营排长以上的军官，到灵雀寺赴宴，这些军官，不知是计，都欣然前来赴宴，酒至半酣，由公署秘书长韩大载代表诺那宣布，公署奉中央命令，以余旅散留道孚士兵，军纪败坏，骚扰百姓，为免滋生事端，现经决定，凡留道孚散部，全部由宣慰使公署收容改编，在未收编以前，所持武器，均缴交公署代为保管。这些军官听了，认为这不是要他们缴械投降吗？心怀不满，但举眼一看，公署警卫武装已将他们包围，他们手无寸铁，无力抵抗，而且众寡悬殊，抵抗也徒劳。只好照韩大载所说，签署了令他们的士兵，交出全部武器的命令。由江安西率领全副武装的警卫大队士兵二三十名，到各营驻地，向士兵宣读了他们长官签署的缴枪命令。并宣布说：“大家只要服从你们长官的命令，将全部武器交出，公署负责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愿编入公署警卫大队的，同警卫大队的士兵一样待遇，决不歧视；不愿留者，由公署发给路费，各自回家。士兵们见长官都下令缴枪，不敢不听，便将全部武器交出。由江安西带的武装警卫队，全部下了枪栓，由各营士兵送交公署保管，公署还备酒肉招待，以示犒劳。
这时噶卡头人派人来报，说是有支来历不明的部队，约一营人，驻在葛卡，还不知道驻道孚部队已被缴械，毫无戒备，正好收拾。公署闻讯，仍由江安西挑选精壮士兵二十名，每人配备长短武器各一支，宣称是去接运康定运来的公物。行前诺那为鼓励士气为他们念经占卦，卦象很好，可望胜利。却暗暗对江安西说，敌人是一个营，人数至少在二百名以上，你只有二十人，悬殊很大，你去看情况，能吃掉则吃之，吃不掉就回来，等他们来道孚时，在路上伏击，我这里也派队来接应，江安西答应照办，便率所选二十人，每人乘马一匹，向葛卡驰去。到了葛卡，时已半夜。见全村都无灯火，知人家都已熟睡，只见桥头有一个哨兵，他们先将哨兵擒获，威胁他不准出声，说出驻军情况。哨兵说他们是一个营，营长名欧显廷，全营分驻两间房子，营长住在上面。江安西问明情况，将哨兵捆绑，用毛巾塞住他的口，便悄悄向营部摸去。上了楼见营部官佐，有十余人，正呼呼大睡。根据哨兵所说的地方，把营长从床上抓起来，用枪威胁他不准呼叫，向他说明，公署奉中央命令，已收缴了道孚驻军的全部武器，现我们是奉命来收缴你们这个营的枪弹，大队马上就到。迫使欧营长迅速下命令，叫全营缴枪，否则生命难保，欧显廷见此情况，知不缴枪是不行的，便令号兵吹号，全营集合，由江安西讲话，士兵和全营军官，见营长被两个执刀的人，左右挟持，便无人敢反抗，交出全部武器，折腾到天亮，公署派了一百名武装警卫，把道孚缴了械的士兵，全部押送到了葛卡，江安西集合两处士兵，重又宣布说：你们中的士兵，不吃鸦片，身体强壮有愿留在关外当兵的，可以编入公署警卫队，同原有队员一体待遇，决不歧视，不愿留者，由公署发给路费，各自回川，不准在西康流窜。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愿留，其余都愿回家。江安西遂将两处士兵，一起押到康定新都桥，发给路费，令其各自回去。
诺那的第二步计划
公署见自己不费一枪一弹，就解决了二十四军一团多人，很受鼓舞。当即召开只有诺那、韩大载、江安西、邦达多吉四个人参加的秘密会议，商讨今后如何继续解决二十四军驻军部队。
诺那在会上用藏族的谚语打比方说：“我们解决二十四军在关外的部队，好比人吃大蒜。吃一个口臭，多吃还是口臭，要求大家全面考虑问题。”大家讨论的结果，认为巴安（今巴塘）还有傅德铨一个整团，应该派队去解决。只要把傅德铨团解决了，康南也就可以归公署管辖。经过讨决定了三条：
第一、派邦达多吉率他自己的部队二百名，到巴安去解决傅德铨团。二百人当然太少，但人强马壮，武器精良，战斗力强。加之邦达多吉过江后，就住在巴安经商，同巴安七村沟和义敦头人，都有往来，可以召集这两处的地方武装，参加战斗。随后诺那还可号召邓柯、石渠、白玉等县的地方武装，前来助战。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邦达多吉住巴安时同傅德铨往来密切，付决料不到邦达多吉会来进攻他，可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定能获胜。
第二、对于刘湘派来的警卫队，随同入康的两连人如何安排的问题。大家认为这两连人，居于客位，只能用来摆摆排场，不便派去打仗。并且都是汉兵，不吃杂粮，运大米来供给，增加了后勤的负担。留下来实无用处，不如把他们遣回重庆，免得碍手碍脚，也减轻后勤负担，诺那也认为大家所议极是。决定向大队长秦伟琪说明，其部已完成刘军长指示的护送任务，请其率部返回重庆。秦伟琪见诺那不断吃掉刘文辉的部队，怕他有一天也会吃到自己头上。现在听说叫他们回重庆，当然很乐意。于是由公署给部队送去猪肉一百斤，表示给大家饯行。秦伟琪也就率领他带来的两连人，开拔回重庆去了。
第三、在警卫大队中，选择精壮三十名，每人发给长短枪各一支，组成一个警卫排，由江安西带去肃清康北各县二十四军的残余部队。撤销各县原任县长，另委藏族县长。并由别动队每县派一队员去协助县长办理行政工作。决定后先将道孚县原县长撤职，另委新县长，因公署就在道孚，所以未另派别动队员协助。江安西带着他的警卫排，巡视了炉霍、甘孜、邓柯、石渠、德格等县，均无二十四军的残兵，即在德格驻守并捕获了一个从白玉送信到德格的兵，了解到在白玉还有二十四军去催粮的一个连，连长名邓泽州，是巴安驻军团长傅德铨的妻舅。同时从截获的信中得知邓连告诉德格县长陈容光说，道孚余旅的部队，已被公署缴械，他孤军驻在白玉，处境困难。约陈容光同他取道青海回川。送信的兵，是巴塘人，见了江安西，便自认同乡，并表示愿意投入警卫大队当兵，江安西便将计就计，用德格县府的公用笺，以陈容光的名义，写了一封回信，说巴塘需粮甚急，德格粮食也准备好了，叫邓连赶快率队来提运。为了不使邓连生疑，回信也叫送信来的兵带回去。江安西叮嘱他说，因为你我同乡，才让你参加了警卫队，是不容易的事，叫你送信，是考验你，你千万不要向邓连说我们在德格。邓连果不生疑，立刻率全连来德格，江安西便动员德格土司泽汪登登，调集地方武装数百人，隐蔽在从白玉来德格要经过的一个狭谷地带两旁的悬岩上，同时派警卫连率民兵二百名，在前挡着邓连的去路，又派民兵一百名，隐蔽在狭谷口，阻挡邓连退路。邓连率兵，全部进入狭谷后，便从两旁悬岩上，密集向下放枪，还杂以滚木檑石，打得邓连昏头转向，进退都有阻拦，只好打出白旗，士兵按对方喊话将武器放在两旁岩下，然后又按不准向巴安逃跑的喊话，向邓柯逃走，然后绕道青海逃回四川了。
邓连官兵逃走后，从岩下收得步枪百余支，子弹千余发，手榴弹三百余枚。这些武器经诺那同意，全部赠送给德格土司，奖励他助战之功。德格土司不花一分钱，白得了这样多的武器，也很高兴。
江安西又听说，瞻对（今新龙）还驻有二十四军一个排，便率警卫排，绕道瞻对，去解决这个排。江安西到了瞻对，见诺那已先到瞻对。诺那为什么到了瞻对呢？因为瞻对历来分为上瞻对和下瞻对，各有土司治理。上瞻对的土司名叫甲日·多吉郎加。下瞻对的土司名叫都呷·登巴多吉。多吉郎加有一个女儿，名甲日·都麦卓玛。极其泼辣精干。两家土司积有夙怨，矛盾很深，时常发生冤家械斗。那年又为争夺草场，向县府起诉。地方县长，亲往查勘，见这片草场，都在下瞻对境内，上瞻对只在交界处有宽仅一米，长约数米的一小地段，照理这片草场，应属下瞻对所有。遂把这片草场断归下瞻对。都麦卓玛不服，上告到重庆行辕。行辕认为这是一件小事。便命令诺那就近处理，诺那因此到了瞻对。
都麦卓玛见诺那来了，便先往参拜，并愿皈依诺那为女弟子，诺那见她很精干，颇为喜爱。卓玛为了讨好诺那，便调集上瞻对的地方武装，先解决了二十四军驻瞻对一个排的武装。并说原任县长接受了下瞻对土司的贿赂，裁判草场事有不公。在诺那的默许下，将瞻化县长、师爷（秘书）、通事（翻译）逮捕枪决，诺那便委派卓玛为瞻化县长。下瞻对土司巴登多吉见诺那如此偏袒卓玛，便销声匿迹，不敢再提草场的问题。瞻对问题既已解决，江安西便向诺那汇报他解决邓连的情况。并说明他之所以不准邓连军逃回巴安，是为了减少巴安驻军傅德铨团的战斗力，以便将来进攻傅德铨团，减少阻力。把缴获武器送给德格土司，是为了将来方便调集地方武装助战，而且可以鼓励地方武装，都乐意援助我们。诺那对此甚为嘉许。
这时邦达多吉，突然从巴安派人来报，说他被傅德铨团打败，已退出巴安，驻在小坝冲，请诺那从速派队来援。诺那同江安西商议，因距离甚远，不便遥作判断，但必须派兵往援，因公署警卫队人数不多，不能抽调。决定由江安西率他的警卫排，再带步枪一百支先去。江是巴安人，可以就地号召巴安的地方武装助战。随后诺那还可号召德格、邓柯、白玉等县的地方武装参战，必将取得胜利。计划巳定，江安西便率警卫排另带步枪一百支，驰赴巴安增援。诺那则先回道孚，料理一下公署事务。
（三）刘文辉偷袭诺那失败
刘文辉深知诺那是依仗中央军李抱冰为庇护，在康定遏止其采取军事行动，以致造成诺那在关外毫无忌惮的为所欲为，不但缴了他一团多人的枪，还把他派到康北各县的县长，杀的杀，驱逐的驱逐，靠边的靠边，这些情况使他甚为恼怒。当时侦知刘湘派给诺那作警卫的两连人，已被诺那遣回重庆，江安西和邦达多吉，又去了巴安，公署内部空虚，正好乘机偷袭，解除诺那的武装，免他再制造事端。便密令他驻在康定郊外的团长张行，率兵两营，避过李抱冰的耳目，到道孚偷袭公署。并告诫张行，此去只解除诺那的武装，对诺那和公署人员，不能损伤毫发。
刘文辉这一偷袭计划，都被公署在康定留守的秘书陈济博侦知，便将张团兵力、动态、及由康定出发日期，事先电告了诺那。公署根据情报，计算日期，（当时关外各地，都没有公路，行军全靠步行。）由康定到道孚，需要五天，尽有充裕时间，调集地方武装。遂由诺那发出号召，调集道孚、炉霍、瞻对等县地方武装，连同公署警卫队，共组织了1500余人，由邛布·拉麦彭错率领出战迎敌。在康定到道孚之间的龙灯坝子，摆好阵式，乘张行部队行军疲劳之际进行阻击。但邛布·拉麦彭错率武装经过葛卡，进入松林口时，见两旁都是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丛林甚密，中间是一条只容单人行进的小路。认为是打伏击战的好地势，便把所带武装，分作三股。命两股各三百人分别埋伏在两旁森林内，其余一股四百余人退出森林，作为疑兵，听见林内打响，便杀进林内接应。并对士兵宣布，这一战的胜败，关系公署的存亡，也关系我们的身家性命，只能战胜，不能战败，而胜败的关键，全在埋伏是否严密。所以埋伏在两边的人，不准走动，不准熬茶，更不准吸烟。决不能让敌人的侦察兵有所发现。待敌兵全部进入林内小路，以鸣枪为号，两旁伏兵各分三路同时出击，奋勇冲杀，用密集的枪弹，把敌方截作几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林外的伏兵，也乘势攻击，我们便可大获全胜。
在战斗进行中，一切都如邛布·拉麦彭错所料。张行大败，便向龙灯坝子撤退。又怕彭错乘胜追来，匆匆收容残部便败退回康定了。
（四）诺那进攻傅德铨团受挫
民国24年(1935年)十月下旬，邦达多吉派先遣人员，先通知他留驻巴塘的属下甲本（营长）白登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白登接到通知，便侦知傅德铨部有一个营，驻在巴塘和白玉之间的沙马地方，有一个连去白玉催粮未归，巴塘城区，只有一个多营的兵力。认为傅德铨部兵力分散，正好乘机解决。在邦达多吉尚未到达巴塘时，就贸然采取行动。将傅德铨扣捕，拘押在康宁寺内，强令其下令全团缴枪。
傅德铨失去自由，自知无力反抗，表示原意缴械，赌咒发誓，求取信任。提出将所缴武器，全部集中于团部一间空房内，请地方士绅及寺庙执事作保监管。还特意要求康宁寺纳卡活佛也到团部监督交接。邦达的甲本白登，同意了上述条件。但为预防有变，将傅德铨的老婆邓咏裳和他的养子傅某拘留，作为人质。地方士绅及喇嘛寺的上层人士，随带武装的侍从，同傅德铨一起去土司官寨傅德铨的团部，命令所属官兵，将全部枪弹集中存放在团部内一间空房内，由纳卡活佛加封上锁，所有住在团部官兵，不许自由行动，听候处理。甲本白登的部队，认为只要加强团部大门的防守，不准一人出入，就可万无一失。不料傅德铨回到团部后，即寻机密派人员，传令所属驻沙马的一个营，立即赶回巴塘救援。该营奉令之后，昼夜兼程，赶回巴塘，并于深夜从团部后门进入院内。住在空房里的徒手士兵，也乘势夺回被锁在空房内的枪弹，受傅德铨之命，用刺刀戳伤纳卡活佛的随从根都。随后同邦达的士兵进行巷战。傅德铨又以武力胁迫纳卡活佛，下令召集地方及寺庙青壮年到团部集中，由傅德铨发给枪弹协同驻军作战。邦达的部队，发现地方及寺庙武装，已为驻军利用，自己反而四面受敌，被迫撤退到巴塘东部日得地方，驻在纳卡活佛的住所内。
傅德铨见邦达的部队已退到日得，为泄私愤，抄了邦达多吉驻巴塘的住宅。助战的僧俗群众，也趁机将邦达在巴塘的动产，除放牧在郊外的骡马二百余头外，都被洗劫一空。邦达多吉于十一月中旬到达巴塘，但败局已无法挽回，即率所部押解傅德铨的妻、子由日得退到巴塘东郊小坝冲。后又退到巴塘北区的松多村。
江安西到了巴塘，在松多村与邦达多吉会合，准备调集人马，对傅德铨部发起进攻。总结前次失败的教训，认为傅德铨部驻巴塘的部队有两营多，共约六七百人。而公署方面，只有邦达的部队两百多人，北路邓柯、德格、白玉、石渠、甘孜即使按计划调来四百人枪，总数也不过六百余人，兵力仍有悬殊。要稳操胜券，只有争取巴塘地方武装。而后决定由邦达多吉联络巴塘七村沟和义敦冷卡石的地方武装，并由江安西联络巴塘的地方武装。当时巴塘的地方武装，分为城区和城郊两部份，城区由青年会掌握，城郊由康宁寺掌握。为便于联络活动，江安西率警卫排进驻至距巴塘城区约四公里的四里弄，派人与康宁寺纳卡活佛与堪布古学都督，执事刚洛阿绒等接头联系。该寺提出以不赔偿所抢邦达家财物为条件。经江安西商得邦达多吉同意，并亲自到康宁寺作保，达成康宁寺与公署合作的协议。邦达部队随即移防四里弄，由江安西、邦达多吉主持，在康宁寺设置武装指挥部。为联络驻防城外的地方武装，江安西又去城区小北门外甲日龙，与青年会成员余怀德联系，得到对方在公署进攻傅德铨部时保持中立的许诺。江安西又同纳卡活佛的管家阿西曲扎，去城南对面架炮顶，联络青年会成员黄世杰、谢吉儒等人，不料尚未到达营地，即被对方开枪拒绝。事后得知甲日龙、架炮顶两地驻防的武装不多，一部份又为傅德铨收买，因而放弃了同他们的联系。邦达多吉联络的七村沟冷卡石的地方武装，已有部份驻扎在距巴塘约三公里底圹公地方的康宁寺附近结集武装，共有七百余人，与傅德铨部的兵力不相上下，且邦达的武装二百多人，武器精良，公署兵力还占优势。为了防止傅德铨先发制人，遂召集德格头人哲华纳吉，纳卡活佛的管家阿西曲扎，康宁寺执事刚洛阿绒，邦达部队的带队人甲本白登·丁孙、冷卡石的甲本及公署有关人员，举行军事会议，讨论进攻傅德铨部的战术。会议认为，傅德铨部驻防巴塘城内，环城有城墙碉堡据守，南面城墙位于悬岩绝壁之上，西北面为傅德铨部主力，从西、南、北三面攻城，均难以克敌制胜，决定以东北角为主攻点，并将全部武装集中于底圹公待命。邦达部队及冷卡石、七村沟的地方武装为前锋，由邦达多吉指挥，康宁寺及康北五县的地方武装为后卫，由江安西同阿西曲扎指挥。各路地方武装中有缺乏枪弹者，由公署补充发给。
民国25年(1936年)二月初，晚上十点钟，邦达多吉率前锋部队，由底圹公逼近城东北角，向傅德铨部发起进攻。但傅德铨部早有准备，在城内关帝庙及附近民房二三层楼内，居高临下向邦达攻越城墙的部队，用机枪密集扫射，击伤邦达的管家四郎降村和甲本白登，并击毙邦达士兵数名。同时以猛烈火力，截断后续增援部队。邦达部队及地方武装，仓惶混乱，邦达见状，遂下令后撤，退至底圹公、四里弄及康宁寺驻扎。江安西、邦达多吉等，开会分析失败的原因，共有五点： (1)保密不严，康宁寺执事登巴卡乌，被傅德铨收买，泄露了进攻计划，使傅德铨在东北角增加了兵力；(2)疏于侦察，还不知傅德铨部的兵力布署就直接打响战斗；(3)缺乏训练，各地的地方武装，既未经过军事训练，又无实战经验，以致临阵慌张；(4)指挥不灵，地方武装，来自四面八方，军心不齐，不听指挥；(5)战斗不力，战斗打响后，各地头目，要保全自己的实力，士兵要顾枪顾命，都不愿奋勇作战。针对上述弱点，以及傅德铨部防守坚固情况，邦达多吉和江安西认为，如增加兵力，进行强攻，不但牺牲太大，也无必胜把握。但经侦察得知傅德铨部后勤，存粮不多，全靠由德格、邓柯、白玉等县调粮供给。因此对傅德铨部宜采取长期包围，断其粮源，使之自溃的办法。便决定由邦达部队及冷卡石、七村沟及康宁寺的武装，负责包围城区封锁各处路口，不让运粮进城。康北五县的地方武装，为减轻后勤负担，令其各回原县，截留傅德铨部的军粮。同时进一步做好巴塘地方武装的工作，使之分化，以便掌握巴塘内情，必要时起内应作用。
（五）刘文辉组建骑兵团
刘文辉自派遣张行团偷袭诺那失败后。便考虑到了中央军李抱冰赖在康定不走，建省委员会一时尚不可能迁去康定。如果强行迁康，必会同李抱冰发生正面冲突，这与自己处境不利。同时关外（习惯上，人们将折多山以西的地区称作“关外”，编者注）被诺那搅成了一锅粥，政令无法贯彻推行。于是采取： “稳住雅安城，坐山观虎斗，待等时机来，再图西进”的策略，在雅安坐等时机。
但是关外的问题，却不能不考虑。关外被搅成烂摊子迟早总得收拾。但目前诺那住在道孚，部队都由邦达多吉和江安西带去巴安，而邦江二人，被傅德铨部纠缠住，一时也难回康北。目前康北不但无兵驻守，连县长也没有。如果藏军和青海军乘虚侵入康境，将来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困难，但如派兵去，必为李抱冰所阻，只派县长去，又无济于事。最好的办法，便是派一个熟悉边情，在藏族人民中又有威信，并懂得军事的人去坐镇甘孜，就地招募一些士兵维持现状。但是派谁去最适当呢？经过一再考虑，便想到了马成龙。马是清末赵尔丰招募边军时的一个什长（即统率十个兵的班长），随赵到边，后因军功，升任花翎千总。民国成立，马升任连长，驻防理化木拉石。孤军独戍，四处无援，他便在木拉石娶了一个藏族妇女作妾，借此同当地地方势力的首脑人物，结成亲戚，并利用这个姻亲关系，与理化、乡城、稻城等县的地方武装头面人物，盟誓喝血酒，结为患难之交，所以他不但未被地方武装吃掉，反逐步上升至团长，驻守巴塘多年。大白事件发生时，他还被任命为征甘先遣司令。同康北的土司头人、活佛堪布都有交往，在藏族中很有威信。后因他不是刘文辉的嫡系，被傅德铨夺去团长，调任二十四军少将参军，明升暗降，无权无责，在康定赋闲家居，是派去甘孜，招兵驻守的理想人物。再因他是回族，同青海马步芳是教亲，可以取得联系，互相支援，发生藏军和青军乘虚入侵，也可有助解决。
于是刘文辉便将马成龙召到雅安，当面对马说：“目前康北空虚，军部计划委任你为骑兵团团长，驻防甘孜。但二十四军从来没有建立过骑兵，所以没有现成的兵马给你。要你自己招募。现在先发给你三千块钱，二十支手枪，你可在你的旧部中，挑选一些人，到甘孜先把团部建立起来，然后就地招兵。藏族中的青壮年，自己都有枪有马。招的兵就叫他们自带武器和乘马，将来有了条件，再由军部购买枪马换发，已招士兵应即发给粮饷。如还招不足一个团，不管招了多少，按月先把箕斗（即指印）册报上来，军部按你所报箕斗册的人数，发给粮饷，以招足一个骑兵团为止（附注：国民党的军官，常常以少报多，冒领粮饷以肥己，为了防止这种弊端，既以规定每月请领粮饷要报箕斗册，就是每个兵应募入伍时，要把两手十指的指尖，留下指纹，长的指纹称为箕，圆形的指纹称为斗，如你左手的指纹有两长三圆，箕斗册上，就写左二箕三斗，右手有一长四圆，箕斗册上，就写右一箕四斗，每个人的指纹，都不相同，军官就不易作弊，但因指纹的真假，并无人来核对，所以每月请领粮饷的箕斗册，都是文书随意填写应付规定）。马成龙受命后，便先招了几个旧部，到甘孜建立了二十四军骑兵团团部。但招兵并不容易，因当地藏族群众，对官方心存疑虑，怕自己的枪马被没收，不愿应募。只有少数信任马成龙相信的来报名入伍。所以这个骑兵团，官比兵多，有名无实。
这时北上抗日的红军，已进入云南境内，计划取道康北北上。马成龙到甘孜不久，红军首长就从乡城通过格达活佛，给马成龙送了一封信来。意思说，甘孜是北上红军必经之地，如敢于调集地方武装，死守甘孜，抗拒红军，则红军亦将采取对策。如自不量力，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如能自动退出甘孜，避往他处，红军不予追击，可以从容撤退。但有一个条件，甘孜县府的粮仓内，还存有杂粮数百石，撤退之前必须好好保存，以备红军到甘食用。如敢毁损颗粒，无论是谁逃到天涯海角，红军也要清算。
（六）马成龙逃往青海
马成龙接信后考虑只有逃避一途。但逃到那里去呢？去康定则道孚有诺那；去巴安则有邦达多吉和江安西，正在同傅德铨部作战，东南都无去处。只有去青海是出路，因与马步芳同是回族，一定会接待。便派团部副官，他的妻舅王有才，去青海同马步芳联系，说明他是来避红的，并未带有一兵一卒，请马不用生疑。马听了王有才的陈述，想到都是教亲，理应援助便发电给马成龙，表示欢迎，马便决定去青海。
甘孜女土司德钦汪姆听信谣言，认为红军如来甘孜，她是一个土司必会遭到清算，听说马成龙要去青海，便派人对马说，她愿同马一道去青海，马应允了。德钦汪姆便收拾贵重财物和细软衣服共十几驮，同马成龙一道，逃到青海去了。甘孜仓库的存粮，则严密封存，交给格达活佛，请他派人看守。马成龙走后，北上红军，已进入西康的乡城、稻城等地，向甘孜进军。
（七）诺那阻击红军失败
重庆委员长行辕，得此情报，便命令诺那，率领所部，并调集地方武装，阻击红军北上。诺那因为前次解决刘文辉的队伍，得了很多便宜。认为对付红军也是一样，便自不量力，调集地方武装千余人。于民国25年(1936年)二月，在道孚、炉霍一带，两次同红军接火，被红军击败。诺那被迫退到甘孜，但他仍不甘心，又勾结德格土司泽汪登登和土司的大头人夏克刀登率领骑兵数千人，在甘孜的白利寺一线，再次阻击红军。又被红四方面军八十八旅二六五团击溃，夏克刀登被俘。诺那见势不妙，便由甘孜逃到瞻对，欲由瞻对逃往巴安，与邦达多吉和江安西会合。没有料到他到了瞻对，上瞻对土司甲日·多吉郎加和女儿都麦卓玛，因害怕红军，不知逃避到那里去了，土司官寨空无一人。只有下瞻对土司都噶·巴登多吉还未动。真是冤家路窄，巴登多吉对诺那偏袒都麦卓玛心怀不满，见诺那逃来瞻对，只有秘书长韩大载和拉麦彭错与他在一起，卫士也只有十余人，势单力孤，正好报复，便率领自己的武装一二百人，将诺那团团围困。并开枪将诺那的卫士打死，生擒诺那、韩大载、拉麦彭错三人。他认为拉麦彭错助纣为虐，不是好人，立即枪决。但对诺那和韩大载，则不敢伤害，计议如何处置。有人建议，诺那是西藏的逃犯，应送往拉萨处置。但有人认为诺那是宁玛派活佛，德格一带，都是宁玛派寺庙，恐被截救，正犹豫不决间，适有一小队红军，由雅江到瞻对，去甘孜与主力会合。巴登多吉等认为诺那同红军打过仗，是红军的仇人，便把诺那送交这队红军，请予严办。
（八）诺那圆寂
诺那同韩大载，被带到甘孜，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不但未被严办，反受到很好的优待。一日三餐，红军都按藏族的生活习惯，供给酥油、糌粑、奶饼和牛肉等上等食品。红军首长王维舟还接见了他。但诺那年事已高，不堪劳累。连年东奔西走，行军打仗，心力交瘁，病倒床榻。虽经红军的医护人员尽力治疗，但医治无效，于民国25年(1936年)五月，在甘孜圆寂，终年七十三岁。
诺那死后，红军首长责成韩大载为他办理后事，并赠送大洋二百元作费用。韩大载按藏俗将诺那遗体火化，把灵骨盛入特制的小佛龛内，计划护送到康定，听候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安排。
韩大载护送诺那灵骨，到了康定。国民政府，已知诺那圆寂，便下令追封诺那为普佑法师，撤销宣慰使公署，并发给法币五千元，交韩大载承领，用此款把公署善后办妥后，将诺那灵骨，护送到庐山小天池建塔安葬。适李抱冰正准备率领五十三师和别动大队离康。韩大载及公署人员，护送着诺那灵骨，同李一道离康。江安西同邦达多吉正在巴安同傅德铨周旋，闻知诺那已死，公署撤销，知大势已去，终止了对傅德铨部的围攻。邦达多吉率其部队退至巴塘与理塘之间的波密地区，江安西则去重庆找别动总队。江安西到了康定，十六军和别动队，都已开走。并风闻刘文辉下密令通缉他，便潜离康定，转回重庆。
至此，轰动一时的康区诺那事件，宣告结束。
资料来源于《西康史拾遗》、《甘孜州文史资料集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