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起义与解放纪实（上）

蒋贼介石盗窃国柄，甘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 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成国民经济破产，嗾使贪污，佥壬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断绝，而蒋贼怙恶不悛，唯利是图，在士无斗志，民 尽离心之今日，沿欲以一隅而抗天下，把川康 两省8 年抗战所残留的生命财产，作孤注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文辉、锡候、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 放军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 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 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私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 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坦白陈词，敬维垂察。刘文 辉、邓锡侯、潘文华叩，1949 年 12 月 9 日”。

接着张为炯慎重大声宣布，为了响应刘、邓、潘三将军通电，西康省政府即日宣布起义，与国民党反动集团断绝一切关系，希望大家遵 照三将军通电指示，尽忠职守，保护机关档案 和国家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接收，并注意防止奸人破坏，于是军乐队奏起义勇军进行曲。同时在军乐声中，总指挥部和省政府的旗杆上升起了五星红旗。

紧接着张为炯代主席宣读主席兼军长刘文辉电令：为确保康定社会秩序和公私财产，特 设立二十四军康定行营着由唐英就职，负责指挥在康部队，务望尽忠职守。唐当于军乐声中 就职，并宣布：任命杨翼之为行营参谋长兼省会警察局长；傅德铨任康定城防司令，指挥康定军警，维护省会治安，严防奸人捣乱；王玉岗警卫团移驻泸定向飞越岭汉源境内伸延警戒，防堵富林方面蒋军残余王伯华部的袭扰，并向二郎山天全境内与省保安特务大队罗克明（祥俊）部联防，维护康定、雅安间公路西段的畅通；国民党特工人员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向有关部门登记缴出其武器和电迅设备。

省府还通令各专区、县、设治局即时宣布起义。

起义后的形形色色

康定宣布起义之后，市面景象为之一新。 省府虽然停止了办公，但各厅处仍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各个办公室仍然人来人往，形色好 似更觉匆忙。张为炯仍然如往日一样，拄着手杖，由公务兵跟在身后提着大公文黑色皮包按时上下班。他每日必须与原省府的那些首脑人 物互通情况外，还要很耐心地频繁接见许多各色各样的新人物，常会碰上一些难于解决的问题，使他很恼火。

最感头痛的是要解决维持留在康定 200 多公务人员和几百军队的基本生活问题。关于这方面，他特别在甘孜专员范昌元离康回任辞行 时，面瞩他在关外筹措一定数量的酥油、糌粑支援康定外，并请李先春出面，责令西康省银行和中央银库，彻底清查库存金银硬币和现钞并予冻结备用。

街面上除张贴了西康省政府 12 月12 日发 布的起义通令外，还张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 1949 年 4 月 25 日发布的《约法八章》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1949 年 10 月21 日发出的《四项号召》。另外，还有人抄写张贴出了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解放战事新闻消息，报道了昆明卢汉的起义情况，以及重庆解放、 蒋介石仓皇飞逃的情况，并有人抄写张贴出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等等，这些都吸引着许多人的拥挤围观。

康定青年学生们更为活跃，国立康定师专、康定师范、省立康定中学的校园里，掀起了解放区雄壮欢乐的歌声，也有些人练习扭秧歌和 打腰鼓，还有的青年认为起义了，就去参加省府警卫团当新兵。

当时商业情况，除小百货商店及一些摊贩照常开门营业外，大的殷实铺号都关门休息整 理，各存期待观望之心，生活必须品和饮食行业，特别热闹。道路上，帮达昌的驮队、启和 祥抢运多种物资的运输队，仍然络绎于途，还有康藏茶叶公司、康藏贸易公司、金沙江公司等也不时有茶包、百货等在途中运送。市场主副食品的供应，就是从汉源方面背运过山来的米、面、猪肉等。

西康省参议会也在西康省府宣布通电起义后，代理议长高上佑即召集驻会参议员及秘书长周馥昌开会，并邀请在康定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等参加。大家同意省参会响应刘、邓、潘三将的通电起义。

宣布起义的当天，国民党 CC 团在康头子之一，当时任国民党西康省党部书记长的戚彬 如即携带简单行李和盥洗用具，到唐英住的锅庄里要求庇护，唐颇同情其处境，让戚在其所居楼下，安放床铺暂住，并供应其饮食，这个 本应作阶下囚的人竟成了唐师长的座上客。国防部直属甘孜谍报电台台长林茂（据说是林森的侄孙）与曾任甘孜县长的高师韩（名昌琦，贵州人，留学日本，是张为炯的亲侄女婿）和 高的亲侄儿高言信（曾任甘孜县府科长）相处很好，因而也受到庇护。还有一个携带电台来康定活动的军统特务李志也通过复杂的社会关 系（李是青帮）得到了杨翼之的庇护。因此这些人一时未被逮捕。

由于刘文辉主持西康军政，在康定造成了特殊的情况和环境。一些进步人士前来工作和避难的确是为数不少，但据说当时的组织原则只有上下间的单线联系，不能发生横向联系，有的甚至失去了联系。因此，在康定宣布起义前，活动也只限于对当时的形势和政策等作些解释工作。

康定起义前后还有些情况：当时有个担任省府秘书处审计室主任的新津人梁奠宇，早年在上海读书时参加过中共地下组织，后来失掉 联系，抗战时期利用公余之瑕，同一些进步青年先帮助当时的康定警备司令邹善成组织军民剧团，后又随当时的省府秘书长李静轩组织公 余剧艺社，积极从事话剧公演，先后演出过《钗头凤》、《岳飞》等剧目，被重庆中统扣上了 红帽子，派出专案组来康定将他逮捕。被逮者除梁外还有朱涛、谢映光等 6、7 人都是省府职员，并受过刘文辉的“省训”。刘对此忿然，指示张为炯妥善处理，不准将人押走。张乃责 令将人押在当时的省会警察局里，由局长刘静奄会同审讯，因审不出确切罪证，中统来人只好悻悻然，责令梁等取保释放。这时，梁奠宇请求张为炯允准带着一些青年，随警卫团离开康定，随军进行文艺宣传。以后脱离警卫团到雅安去找解放军，被阻留新津原籍，在政治运动中遭受错误处分。于 1986 年底，始由新疆农垦建设兵团将其历史问题查证清楚，给予纠正平反，恢复名誉。

还有，在秘书处人事室工作的李良瑜、民政厅工作的陈宗严，业余爱好文艺工作。早些时候即被视为思想“左倾”，常被国民党反动特务监视。起义前后，他们活动更为积极频繁，并潜入芦山程志武的老巢，对程进行策反，险遭不测。后在国民党残部田中田窜康时被杀害。

当时，以民主党派身份活动的是民盟的朱刚夫、王光璧、张子惠等，他们先后担任过县长，中学校长，报刊编辑、社长，早些时候参 加了民盟。康定起义后，他们把收听到的解放 战争发展情况，编写成壁报张贴，并曾积极准备将《西康日报》恢复出版，终因当时经费实太困难，未能实现。

刘、邓、潘三将军的通电起义，毁灭了蒋介石、阎锡山等欲在川西负隅顽抗，作孤注一掷决战的计划部署。但蒋、阎等仍不甘心，另派西昌警备总司令贺国光为伪西康省政府主席，在西昌另组伪政府，积极部署以西昌为据点，大量收罗各色各样的地方反动武装，妄图 配合由川西溃退而来的胡宗南、王陵基残余部 队作垂死挣扎。刘、邓、潘三位起义将领也针锋相对，发动地方自卫自保，组织地方民众武力，与部队密切配合，以破坏敌人的战略部署。必要时，准备爆破一些公路桥梁，以阻滞敌人 大部队的行动。

成都解放前夕，胡宗南仓皇飞逃，王陵基则率几个四川省保安团，伙同中央军校校长张耀民率领的军校学生组成部队，拟经雅安退往西昌，但为沿途民众武装所截击，窜至邛崃即狼狈溃散。

西康起义后，由于解放军尚未进驻康定，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了诱惑和挽回已经丧失殆尽的人心，也曾几次扬言，台湾要派遣飞机向康定投掷一些黄金、白银、硬币等物资，实际谁也没有看见过飞机的影子。最后有一次，一架侦察飞机从高空的白云中掠过，掷下了两只木箱，里面装的却是反共反人民的印刷宣传品。 1950 年 1 月底，春节即将来临，起义的省府为了解决教职员工的生活，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彻查了被冻结的中央银行和西康省银行库存的现金，决定对留在康定的公务员工（包括教职员和军、警）不分职务级别，每人发给大洋 2 枚，加上一些藏洋、镍币、铜元之类共

凑成5 元之数，以解大家度春节燃眉之急。当然，少数有积蓄者是婉谢未受的，也有人将所 得 2 银币长期保存，以作起义的纪念物。

当时康定起义后，军方有三个重要人物：王玉岗，字耀昆，大邑人，他是刘文辉夫人、三太太杨蕴光姐姐的孙儿。因此关系，中 学毕业后，即到康定工作，曾先在边关税局任科员，以后在雅拉沟（河）一带收采金税，很幸运，仅数年时间，即由科员提升为边关税局局长了。边关税局撤销时，他担任了济康银行 康定分行经理，兼西康省粮食转运的护运大队长。护运大队先改为省府警卫大队，后扩改为省府警卫团，仍由他兼任大队长、团长。以后又兼任了西康省会警备司令、协康水电厂厂长、启昌兴贸易公司、中祥银号、康定正和银行合 组而成的“启（昌兴）和（成）祥（中祥）” 的总经理、康裕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协理、康定慈善总会会长、邛（崃）大（邑）新（津）蒲（江）旅康同乡会理事长等许多职务。为当时 康定有权势的多关系人物，受青年党（国家主义派）的影响颇深，权利欲也颇大。

杨翼之，早于 1932 年冬刘文辉在成都与田颂尧部巷战时，即任营长，随军败退入康。 起初很不得意，西康建省后，邹善成以团长 兼任西康省会警备司令，被延任参谋长，并兼任省会警察局长。后来邹调雅安任第一区保安司令，杨乃失恃，又因去重庆中训团警官班受 训期间，阴附中央警特，大为刘所不满，乃亲 下手令将其撤职，并责令王玉岗负责监交。杨失势后，广为接纳失意军人，不久又为唐英所 重用。

傅德铨，字绍 达，四川华阳县人，为二十四军驻巴塘之团长，对康区地方情况极为 熟悉，在康区诺那、大金、甘孜等事件中，处置颇为果断，保存了实力，地方僧众称之为傅 大王，吸食鸦片瘾甚大。历兼西康省第五区（康南）保安司令。自驻理塘之曾言枢旅长，兼康属警备司令弃职入理塘喇嘛寺为喇嘛后，傅即为康属南路之最高军事负责人物。

初次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 年 2 月 5 日，大家正过起义后的第一个春节，人们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希望，都欢欢喜喜地按照习惯，吃团年饭。但也有极少数的人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忧心仲仲地在角落里哀声叹息。喇嘛寺的大号和铙镀的音响和街 市上扭秧歌、跳锅庄、打腰鼓、跳弦子的欢乐歌声，夹着不时的鞭炮声，伴随着雅拉、折多河经久不息的奔腾声，迎接着即将到来的光明。

这时起义的西康省府，突然接到泸定的电话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派科长柳鸿 逵来康视察川康公路，一行 3 人，昨夜宿泸定，今晨绝早动身前往康定。为了表示欢迎，张为炯、唐英特率在康定的起义军政人员和青年学 生到东关外大风弯列队迎接。因为这是第一次前来康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出于对解放军由衷的爱慕与尊敬，各族各界人士自动聚集到东关外欢迎的约近 2000 人。薄暮夕阳吐艳的时候，两位解放军在一小队起义部队的护送下到 达康定。其中一位是 30 出头的中年人，这就是柳鸿逵，他曾经担任过解放军某师的政治委 员，另一位 20岁不到，这是随来的警卫战士。他们都穿着黄绿色布军装，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除两位解放军外，还有一位是曾经 参加修筑康青公路的工程师涂某，因为柳鸿逵 此行的目的是视察公路交通，准备进军解放西藏，他们被接待下榻在康定社会服务处。

第二天上午，起义的西康省政府，约集了有 1000 多人参加的欢迎柳鸿逵的大会，仪式庄严简单，大会由张为炯主持，简略地介绍了 西康起义后的情况，并表达了康定各族各界军民殷切盼望中国人民解放军速来接收的心情和愿望，然后请柳鸿逵即席讲话。柳鸿逵在热烈 的掌声中肃然起立，笑容可掬地举手向大家行军礼，并目视良久，然后开始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首先感谢康定各界人民群众对他的热情欢迎，并代表军区首长向大家问好。接着讲 刘、邓、潘三将军的通电起义，是适时的，是非常光荣的，中央首长已有高度评价。参加起义，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只要给人民做了好事，国家和人民都不会忘记。目前由于交通等 种种原因，大家在生活上要艰苦一点，但为时不会长久，希望大家暂时忍耐。接着他详尽地讲解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的《约法八章》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 政治委员邓小平对川、康军政人员发出的《四项号召》，要求起义的军政人员必须切实遵照执行，搞好军民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私财产，听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接收。最后，柳鸿逵现身说法地讲，国民党反动集团 宣传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凶神恶煞”，现在请在座的大家注意看清楚我和与我同来的战士是不是象他们宣传的那样可怕，事实面前他们的谣言，自然会不攻而破了。大家应该知道并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是由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组成的部队，他们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深受人民爱戴的。柳鸿逵还讲，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是件很不容易的事。首先要经过严格的入伍训练，要学习懂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至于起义部队，要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学习、整编后，颁发“八一”红五 星帽徽、红领章和胸章后才能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为什么要用“八一”二字呢？因为“八一” 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的纪念日子。 不能随便戴上一颗红五角星帽徽就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还要必须懂得革命的道理，有革命的意志。至于解放军的军旗是红旗，上方嵌有黄色的五角星和“八一”字样，起义部队 经过学习整编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才能由上级授予军旗。乱打旗号或自立山头都是违法和绝对不允许的，对职业军官们来说，是需要认真思考，引以为戒的。柳鸿逵在欢迎会 上的讲话，不时受到听众们的热烈掌声。当日下午，柳和张、唐等交流了解些情况，询问了有关进军西藏和公路交通方面的一些问题。

第三天上午，接见了公路交通方面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了解有关康定的交通情况。下午，接见了康定各界人士，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边疆时报》总编辑和《边政导报》社长吴谧赓（曾在西康省训团五期普通行政组和十期研究班学习，曾任西康保安司令部人事室主任）一道拜访了柳鸿逵，除了交换一些对当时康定情况的意见和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活动情况外，将英印测绘的《西藏地图》摄影照片赠送给他参考（这一照片原为天主教康定区主教华朗廷所藏）。柳鸿逵还勉励他们要注意宣传解放军的政策，要小心警惕敌人搞破坏。

柳鸿逵等三人，于第四日早，仍由原护送西来的起义小部队护送着他们离开康定，由原路东归，回重庆复命去了。柳鸿逵是一位师长级的重要人物，在当时那种艰苦复杂的情况下，只带了一个警卫战士就前来执行任务，机智胆识，令人钦敬。尤其是生活简朴，态度和蔼，人民子弟兵的风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柳鸿逵在大会上最后一段讲话，在康定党、军、政起义人员中有三种不同的思想反映：一、带兵的职业军官们担心将来部队整编后，军队不属于自己私有，原有的官职、权势将难保住， 前途堪虑，这些人毕竟是占少数，但他们的思想的确很矛盾动摇；二、前者有傅作义、程潜，后者有刘、邓、潘，象他们那样有权有势的大军阀、大官僚，共产党能容纳，自己能算老几，只要好好跟着共产党走，总是会有出路的；三、大多数人认为，作为公务人员，苦干了几十年， 真是已面临“日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 的绝望境地，黑暗的日子是该结束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国人民，当然是解放我们，竭诚盼望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 府早些前来接收，一切可以从头开始做起。

当时康定的无线电台，除电报局的电台外，还有以李次良为总台长的省府电台和罗某为台长的原省防空司令部电台。前者由省府直 接主管，李次良台长的兄弟 3人都是刘文辉培养的技术人才，李次良还在省训十一期研究班受过训，曾兼任刘元煊为社长的康藏通迅社总社特派员。罗某的电台则由军方直接管理，原属师部，后又归属副总指挥部。省电台收听的比较正常，是与省府起义行动一致的。军方电台则要收听“美国之音”、“台北广播”以及许多外台的消息供唐英等人参考和议论。原西康日报社也有一部电台，台长李星渔也是省府电台的工作人员，所收听的与省府电台基本上是一致的。另外中央银行也有部电台，由于台长刘成璧是特务，所以这部电台便代替了暂停工作的特务电台，而向一些人提供许多反面消息，几乎与罗的电台互相响应，因此张为炯也常为唐公馆所传出的消息和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所迷惑。

春节前后，康定市民都在盼望解放军早日到来，起义的公务人员们，则除主管财会的，需要完善帐表、缮造清册，较为忙碌外，其余的无公可办，只有围炉品茶，或打小牌消遣， 也有人收听广播，闲聊私议，以期待未来。不 时传来的“川西各地土匪暴乱”、“雅安遭受土匪围攻”、“王伯华在富林大肆招兵买马”、“胡长清窜到富林以王伯华为基础，招收羊仁安、闵锡儒（原二十四军老团长、民社党西康省委主任委员）为新什么军的军长”等消息，兼之康（定）雅（安）道上，商旅裹足，非有武装部队护送等，这确给康定人民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在此时期，由于谣言造成的混乱，有记者曾在《边疆时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康定起义 前后》的通讯稿，报道了康定起义后出现的一些形形色色的不良现象，指责一些想浑水摸鱼 的错误行动。同时希望人心安定，听候解放军的接收处理。谁知这一通讯稿激怒了少数人，认为是事有所指毁损了他们的声誉，向报社提 出质问，相互争辩、久久不休。张为炯闻后，怕闹出事来，即在电话上通知王玉岗迅速出面调解，此事才算罢休。

康定起义后，由于还未正式迎来解放，后又遭受国民党田中田部的袭扰，康区人民迎来解放的道路仍不平坦。

摘自《甘孜州藏族自治州文史集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