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格达活佛
五世格达活佛
——藏族著名爱国人士
五世格达活佛，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白利乡德西底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被认定为甘孜县白利寺四世格达活佛的转世，被接进白利寺。17岁去西藏拉萨噶丹寺学经，8年后获格西学位，是一个格鲁教派虔诚的信徒。
（一）
五世格达活佛自幼在农牧民群众中生活，因此他生活俭朴，为人正直，对劳动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他乐于帮助贫苦群众，经常将白利寺所得的布施拿出来周济穷人；并且收容孤儿难民；他又懂藏医，经常为附近贫苦农牧民治病；他还编写了大量本民族的锅庄歌词，其中一部分至今尚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为传播藏民族文化作出了一定贡献。他平日的种种表现和为人，使得他名声远扬，深为藏族人民折服、崇敬。国民党政府为了笼络人心，聘请五世格达活佛为“国大代表”。但是五世格达活佛是一位有崇高气节，决不向反动势力低头，决不为利诱所动的品德高尚的人。他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所谓“国大代表”的头衔。
五世格达活佛见识高远。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藏区，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藏区的反动喇嘛和土司头人，组织反动武装，企图阻挠红军北上。同时对共产党和红军大肆进行造谣诬蔑，通告群众不准卖粮给红军，不准给红军带路，不准当通司(翻译)，胁迫群众逃离家乡上山隐藏，妄图置红军于绝境。这时，五世格达活佛却派人打探红军动向，倾听红军的宣传。在红军到达甘孜县后，他亲眼看到了红军官兵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严格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尊重藏民族风俗习惯，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不伤害百姓的行为。这与国民党官吏和军队一到藏区就是压迫剥削歧视打击藏族人民，苛捐杂税和乌拉差役多如牛毛等等行为一对照，使他感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和工农红军的可爱。由此判定红军确实是一支能够解放劳动人民脱离苦海，得到幸福的军队，是藏族人民的好朋友、大救星。因而决心亲近红军，并将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向寺庙的僧人和当地的群众进行宣传和讲解，说服民众不要听信谣言，各自安居乐业。在他的宣传和带动下，不少藏族同胞消除了顾虑，纷纷返回家园。这期间，五世格达活佛又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仅白利寺就支持红军青稞3万余斤，豌豆4千多斤。
五世格达活佛支持红军的行为得到了红军高层领导的关注。朱德总司令曾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这位开明的佛教界人士。那是一次亲切的长谈，正是这次长谈，不仅让五世格达活佛进一步认识了红军，进而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从而更加坚定了相信共产党，永远跟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1936年5月，在朱总司令的主持下，五世格达活佛、夏克刀登、邦达多杰等藏族进步人士在甘孜地区组成藏族人民自己的政府———博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五世格达活佛被选为副主席。从此五世格达活佛更加自觉、积极的投身于支援红军的行动之中。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之后，继续北上抗日。五世格达活佛积极为红军筹备粮食、帐篷等物。当红军离开甘孜时，朱德总司令曾亲自向五世格达活佛告别。临别前，朱总司令在红缎上为五世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辞。并将自己的八角军帽赠送给格达活佛，对他说:“这顶帽子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朱总司令的这番话，使五世格达活佛深受鼓舞，对他以后坚持斗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
红军离开甘孜后的第二天，甘孜寺反动喇嘛生龙多吉一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便公开出来抓捕和屠杀博巴政府的组成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四十多人。有的被抓去当国民党的兵，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挖去双眼，有的财产被抢劫一空。五世格达活佛对此极为震惊，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劝阻，并把红军留下的轻伤员尽快转移到当地的群众之中分散保护，就连自己的亲妹妹也认领了一名红军伤病员。一些重伤员被悄悄接到寺庙中，由五世格达活佛亲自进行精心调理治疗。一个多月后，绝大部份伤病员得到恢复和好转，于是五世格达活佛便通过自己的关系，先后将200多名红军战士从甘孜转移出来，护送他们重新走上了北上抗日的道路。
“红军走了/寨子空了/寨子空了心不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这是红军走后，五世格达活佛写下的一首思念红军的诗歌。将自己对红军的一片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自红军离开甘孜后，五世格达活佛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红军，他将红军留给他的一张军用地图挂在自己的宿舍里，时不时就会盯着地图发呆，他在挂念着长征途中的红军，计算着他们的行程。五世格达活佛当时写的诗歌中可以感觉到他那颗赤诚的心。“彩云啊光彩明亮/是红军的旗帜在发光/雄伟的高山啊/是红军的臂膀/留给我们的金玉良言/藏族人民永远记在心上”；“高高的山坡上/红艳的鲜花怒放/你跨上骏马背上枪/穿过荆棘的小路/攀到山那边去了/啥时再回这地方”；“山上种树盼果实/地里播种盼丰收/英雄的红军早回来啊/藏族人民盼望苦日子有尽头”……. 他一直惦记着朱德总司令告诉他的话，红军一定会回来。
红军走后的第二年，五世格达活佛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纠缠和迫害，便带着甘孜博巴政府的印章、文件，到西藏拉萨避难。在拉萨期间，他对红军仍然十分怀念，把自己珍藏的一张朱总司令的照片供在佛堂里，经常为朱总司令念经祝福，为红军祈祷平安。并经常打听红军的消息，向拉萨的友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一直在拉萨住了十年。
（三）
1949年，青海、甘肃两省相继解放，五世格达活佛听到消息后极为高兴，立即派代表穿过敌人严密封锁，从青海绕道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致敬，希望早日解放康藏。1950年3月，西康解放。当人民解放军解放康定后，五世格达活佛在甘孜亲自主持召开了三千多人的群众大会，欢庆解放，并派代表带上礼物和亲笔信到康定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他的代表得到苗逢澍政委要他进一步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准备迎接解放军，并为和平解放西藏贡献力量的指示时，五世格达活佛积极向当地人民进行了宣传，为大军进西藏准备了很多粮食。
1950年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五世格达活佛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同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北路先遣支队到达甘孜，五世格达活佛高兴万分，立即从白利寺赴甘孜县城拜会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
吴忠师长向格达活佛介绍了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并征询他的意见。五世格达活佛详谈了他所掌握的西藏方面的情况，以及他对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一些想法。他说，西藏上层人物中，他有不少熟人，为了减少进军西藏的阻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心赴拉萨向西藏当局宣传解释中央的政策和主张。
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向西南局和中央报告了五世格达活佛去西藏的请求，不久收到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忱深表嘉许，但认为他目前入藏安全无保障，邀请他到北京重叙旧谊，并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将于6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尔后再作决定。五世格达活佛收到复电后十分激动。“我真怀念朱总司令，真想马上就见到他，也很想到北京看看。可是，为了西藏早日解放，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我要等西藏问题解决以后，再去北京见总司令。”并要求先遣支队再次给朱总司令发报，重申初衷。朱总司令为他这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精神所感动，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明确指示，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前行，即使出发，如果发现问题，也应立即返回，切不可冒险。
7月10日，五世格达活佛和他的几名随从扬鞭起程，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一起上马，与格达活佛并辔而行，十里送别。
五世格达活佛到达昌都后，不顾旅途疲劳，立即四处奔走，向昌都地方当局和各族各界人士苦口婆心地宣传讲解《共同纲领》和党的方针政策，受到了当地绝大多数上层人士和僧俗群众的拥护。但这一行动也引起了昌都地方当局中个别反动分子的不满。他们竭力阻挠五世格达活佛的正义行动，挟昌都有关部门不给格达活佛办理去拉萨的通行证。而且暗中施用种种伎俩，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和监视五世格达活佛的活动，对此，五世格达活佛十分气愤，决心发电报同拉萨当局直接联系。但因昌都电台仍然为英帝国主义分子福特所控制，1950年8月13日，五世格达活佛冒着风险到昌都电台接洽发报事宜拟用电台直接与拉萨地方政府协商，并计划致电拉萨友人，以祖国统一、民族利益为重，明辨是非，为西藏和平解放出力。电台台长、英国特务福特设下圈套，假献殷勤，在茶内投毒“款待”， 五世格达活佛饮茶中毒，并被软禁在福特家里，连随行人员和亲信弟子都难以接近。1950年8月22日，五世格达活佛毒发身亡，以身殉国，时年48岁。
（四）
五世格达活佛不幸遇难的噩耗传来，广大藏族同胞万分悲愤，誓以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实际行动沉痛悼念五世格达活佛。党中央、毛主席派中央民族访问团到白利寺赠送了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和100包藏茶。并慰问了五世格达活佛的亲属。西康省人民政府专门发布讣告，肯定五世格达活佛为西藏和平解放所作出的贡献。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康省人民政府分别在重庆、康定、甘孜等地为五世格达活佛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等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和挽联。
邓小平、贺龙的挽联是:“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分子所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
刘伯承的挽联是:“具无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
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金沙江，打响了解放西藏的第一仗“昌都战役”。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西藏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实现了五世格达活佛生前的夙愿。
1999年由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馆名的“朱德总司令与五世格达活佛联谊塑像陈列馆”正式在甘孜县落成开馆，成为了康藏高原上又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五世格达活佛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甘孜儿女，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的新甘孜而不懈奋斗！
本文摘自《藏族研究文集》、《甘孜州文史资料选集》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