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定沈边土司兴衰史

泸定沈边土司兴衰史

余承恩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制度，是一种“以夷治夷”的办法，也是封建朝廷对于各少数民族实行的间接统治。土司制度，在历史上起到过捍卫边防、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作用。后来，因为土司是世袭官，得以世代统治土地和人民，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当其势力扩充和膨胀之后，就是“自王其地”的独立王国，极容易发生叛乱，与封建朝廷对抗，所以明、清两代，为了加强中央的权力，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政策，康区则在清光绪末年，赵尔丰治边时，才进行“改土归流”政策。

沈边土司原来的驻地在今泸定县沈村，明朝时辖地较宽，东至大小凉山，南至金沙江，西至打箭炉，北至黎雅峨边汛界，清顺治九年(1652年)内附。“三藩之乱”时，附吴军，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月，赵良栋率领清兵收复四川，沈边土司赴省(成都)投诚后，原所辖的峨边、大小凉山等地便未归还，到了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王得洽被授为松林千户时，清朝为了进一步削减沈边土司的势力，便将宁远(今石棉县一带)等地划给了王千户；嗣后所辖计有沈村、化林、加郡、得妥、雨洒坪、紫雅厂、湾东、磨西面、喇嘛寺(今新兴)等十堡。

为了提供康区土司制度中的有关情况，笔者以族弟余承寿至今所保存的《余氏家谱》(系清乾隆五十九年的手抄副本)为依据，将沈边土司兴哀史概述于后。因文化程度有限错漏难免，仅供参考。

一、沈边土司的起源

早在13世纪末，元朝成宗皇帝铁木耳即位后，分封其二弟铁木建为两平王，食邑湖广麻城(今湖北省内)。铁木建之妻、妾共生九子一女，女招赘一婿，被赐名为铁弦，总的姓氏是：“奇渥温氏”。子、婿十人俱中元朝进士，官至四太守、五尚书。至14世纪中叶，随着元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化，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农民起义军，发誓要杀尽皇族后代，当时铁木建已故，其子、婿十人被阻聚在青州(今山东省内)，无法回归北方故土——蒙古，只得向西方逃奔，为了免遭杀身之祸，弟兄十人商量后，采取了隐姓埋名的策略，议定改为姓余，取其字义：余者，我也，意思是表示，我还是姓我；同时假称：“如我余氏籍，本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十二都人氏”，其目的在于避免继续逃奔中受到关卡盘查时产生怀疑；弟兄十人各吟诗一句，凑成“苦诗”一首，并发誓后，便分别逃奔。改姓后的余伯锡一支人马折向南边，至嘉州(今乐山地区)境内，寻找偏僻地方立足，便占山为王，当明朝朱元璋称帝后，于洪武二年(1369年)余伯锡摇身变为当地部酋首领，以其戍守此邦随风就御驾驭有方等为由，而被敕授为都刚院万抚司，后又被改授为长河西鱼通宁远百户，至明朝永乐八年(1410年)被武德禄军(当时的武官)提拔为千户，历传数代至余福保(见《泸定县志卷·氏族》，是第八代)、余期拔(见《打箭炉厅志》是第九代)，抚平白水江有功，改授沈边长官司之职，但未颁印信，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才颁给长官司印信。

二、沈边土司历代事略

自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授百户起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改土归流”止，历时542年，前后共传二十代，其顺序和事略如下：

第一代余伯锡：随征沈边地方，把隘御寇，勤劳有功，因授沈边百户(见《泸定县志卷·氏族》)

第二代余毕撒：奉旨征讨建昌月鲁木耳作叛，凯旋回师。

第三代余思山：边关宁谥。

第四代余长寿：边关无异。

第五代长官司长官余初保：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因建昌铜窠彝族部酋叛乱，奉钦差刘(系姓，未录名)令牌(当时的军令)调余长寿南征，余长寿遣长子余初保带兵前去参加征伐，被钦差授与余初保千总职衔，招降了三十八寨，救出黎大所(系千总)的兵丁二十一名。立功受到优奖，回到原边防后，承袭父职。

第六代余景冬：承袭父职后，因为辖地较宽，其主要兵力仍集中在原来宁远地区的老立足地，沈村一带只驻守少量兵力，因为武力不足，所以将大渡河西岸的一十二堡拨给呷吗蛮张，并向总督具文，请授为千户，协守咱哩。明天启三年(1623年)因色酋造反，奉抚院命令，调去守卫成都，援省有功，受到优赏。

第七代余结保：驭彝有方，无战事。

第八代长官司长官余福保：商遭咸宁，多次受到其上司的嘉奖。冷边土司见沈边土司的主力长期未驻在沈村，企图兼并，便纠合始阳(今天全县)高土司、黎州马土司合兵围攻沈村，后来，沈边土司的援兵赶到，才解围议和，冷、沈双方划定，以佛耳岩为界，从此互不再诉诸武力(后来于清乾隆、光绪年间沈边土司曾分别与冷边、咱哩等土司联姻)。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奉钦命总督郑(系姓，未记录名字)的檄文(命令)调遣，带兵截剿流寇于白水江有功，获奖扎符(嘉奖令)一道，加衔为指挥使。

第九代余期拔：于清朝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平西王到嘉定州，余期拔缴印投诚，被赐名余永忠，赏给袍帽，颁发令旨，改授长官司之职(见《打箭炉厅志》)。许诺：待世宁之日，才具文颁发给印信；并勉励其维护边防，管束番彝，照旧流通诸商茶道。从九代起沈边土司即提升为长官司，以下各代同。

第十代余从化：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承袭父职，康熙元年七月接到上南道熊(姓)宪牌(当时的文书)、奉都院部李(姓)宪牌，为奖励事开(即事由)：“余从化新授职衔，倾心孝顺，束彝有方，道路宁谥，深可嘉奖，合应颁给花红奖，为此牌；仰该土司官，仍以长官司职衔，照旧管理地方，提调头目，严束部落，修搭险道，护送诸商；始终勤劳于将来，勿负委用于今日”。上述原文记录了当时长官司的职责。康熙十四年署黎雅营游击蔡应裕巡守边防时缺赏，河西(指大渡河以西)民心耗散，因此藏番通呷烈乘机越侵河西一带村堡，并烧却猴子坡。余从化具文上报，经总督蔡，巡院张、提督郑(蛟麟)、布政司建吕镇等下令捍卫和抵御，才得以平息。后来“三藩之乱”中，吴三桂分兵占领四川，四川提督郑蛟麟等人均降，余从化也投降了藩军，西部彝族头领也纷纷起来进行割踞，成尾大不掉之势。余从化身故。

第十一代余从国：承袭兄职，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月，清兵收复四川，余从国赴省投诚，被勇略将军赵良栋仍然以原来的长官司职衔作为奖赏，令其回到边防，于次年(1681年)身故。

第十二代余明奇：康熙二十年(1681年)承袭父职，管理边关隘口，协守沈边。五月勇略将军赵良栋攻克小关山后向余明奇说：要等到金川平定之后，具文提请颁发印信，奖赏回边。

康熙三十年(1691年)奉总督命令率兵攻取磨西面、湾东各地，余明奇身先士卒，攻克了磨西面，活捉敌方官兵二十三名，获奖银牌二十三面，是年升授营官职衔。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西藏驻打箭炉营官昌侧集烈，打死明正长河西土司蛇蜡喳吧，率兵攻陷明正全境，侵据河东乌泥、察道等地，进窥天全。清廷派四川提督唐希顺率军进攻。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九月，余明奇奉化林营参将李麟调遣，率领士兵，首先过大渡河去招安三渡(即沈村渡口、子牛渡口、烹坝渡口)以西的村堡百姓，随招安咱哩的古六七力(即咱哩千户)迎缴了印信三颗，原授营官职衔，这时又奖给余明奇“抚彝都阃府扎符”一道。紧接着四川提督唐希顺分三路进取长河西时，先住在沈村，命令余明奇带领士兵参加平定西炉，当时唐希顺步步为营而进，因兵食艰难，粮道险远，便命令余明奇由大岗山一带(实指回马坪以上从冷竹关至康定一段)。开辟道路，并且要亲自带领士兵为其搬运粮草，余明奇抢修道路并将糈粮运足后，又奉命派往木雅、鲁密、董卜等地去招安各土酋，各献土地人民，纳款归服。册报户口，尽入版图。至此，提督唐希顺面渝：班师回川后，就具文颁发印信号纸，以作为对余明奇的赏功。康熙四十年(1701年)磨西各地叛逆盘踞阻塞关外，忽然造反，余明奇向四川提督报告后，唐希顺复文，命令余明奇带兵征剿，当时磨西逆反猖獗两次反扑，余明奇带领大兵血战了两年多，将生擒之四十八名叛者，押赴到省(成都)，终于平息叛乱，恢复了边关(当时虽然由烹坝至康定的道路通了，但是从磨岗岭经磨西翻遗雅家埂通往康定的道路，仍居重要地位，所以磨西在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后来修造了泸定铁索桥，磨西才变成了偏僻的地方)。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修造泸定铁索桥时，余明奇曾积极参与，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颁到长官司印信一颗号纸一张。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余明奇病故葬于两河口。

第十三代余世统：于康熙五十八年承袭父职，乾隆十一年（1746年）出兵攻取瞻对(即今新龙县)，余世统奉命带领士兵随清兵征伐，因其勤劳无误，被嘉奖给军功一次。乾隆十三年(1748年)，金川(现丹巴县和阿坝州金川县)造反时，余世统率领士兵首先到炉(康定)堵御，等到大兵云集后，才被调去防守若吉(今康定县鱼通区境内)关口，至当年五月平息后撤回。余世统病故于七月初四日。

第十四代余洪泽：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承袭其祖父职衔。乾隆十八年(1753年)正月颁请号纸一道，同年十月颁于长官司新印一颗，系乾字一万一千七百号，重二十八两五钱。到乾隆十五年(1780年)四月进京朝贡，乾隆皇帝赏赐四品顶戴、蟒袍补服、朝珠及缎匹等物。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七月初九日奉命往大海子截堵啯咂(啯咂二字系原文，笔者尚未查到有关史料记载)，十一日余洪泽感冒风寒而回，十四日身故。

第十五代余国玺：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承袭父职，四十九年(1784)进京朝贡，乾隆皇帝赏赐三品顶戴，即比其父提高了一个品级的官阶。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月初六日午时沈边辖区内发生大地震，磨岗岭垮山，堵塞大渡河九昼夜。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新开(即兴修)磨西面水堰，由鹿尾坝至南门关，约五十余里。

第十六代余尚均：于嘉庆六年(1801年)承袭父职，嘉庆九年(1804年)进京朝贡，被嘉庆皇帝封为宣慰使，赏赐三品顶戴。于道光初年在隆巴堡鹰咀岩开矿炼白银成功，得银甚多，署内堆置数室，始封山停办，并派差守护。余尚均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病故葬于海子山。

第十七代余铭恩：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承袭父职，次年(1841年)进京朝贡，被赏赐四品顶戴，是年首次回蒙古祭祖①，并去山东、福建永福县、湖北等地寻宗祭祖②，至咸丰初年，因其在砂子坡(沈村堡子下面)打伤挡道拦轿滋事者，酿成了人命案，报经朝廷，命钦差到沈村署内复审定案，服法递配(即充军)，亡故于远乡。为其在海子山所建墓廓，系一空穴③。

第十八代余铭鼎：系咸丰初年代承兄职，晚年时另立衙署(旧称下衙门)。

第十九代长官司长官余志和：于清光绪年间继承其父余铭鼎的职衔，后与松林王千户家联姻，陪嫁其女时将猛虎岗一带地方划给王千户，因王千户曾于同治二年(1863年)参与设计诈降翼王石达开后，其势愈大，余志和与其联姻有助于巩固自己的地位④。

第二十代余应玺：于光绪后期继承其祖父余志和的职衔，在职时较暴虐，曾亲手打死正在听差的亲舅父⑤。至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丰实行“改土归流”追缴其沈边长官司印信号纸，后致精神失常，于民国28年(1939年)病故。

注①②③：系余铭恩之子余志恭、字守谦，于清光绪丙午午所写的《我父平生秘事》中记述。

注④⑤：系余志恭之三子余启文、字惠堂，于民国丁丑年所写的《窄心楼记》中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