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定沈边土司兴衰史

余承恩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制度，是一种“以夷治夷”的办法，也是封建朝廷对于各少数民族实行的间接统治。土司制度，在历史上起到过捍卫边防、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作用。后来，因为土司是世袭官，得以世代统治土地和人民，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当其势力扩充和膨胀之后，就是“自王其地”的独立王国，极容易发生叛乱，与封建朝廷对抗，所以明、清两代，为了加强中央的权力，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政策，康区则在清光绪末年，赵尔丰治边时，才进行“改土归流”政策。

沈边土司原来的驻地在今泸定县沈村，明朝时辖地较宽，东至大小凉山，南至金沙江，西至打箭炉，北至黎雅峨边汛界，清顺治九年(1652年)内附。“三藩之乱”时，附吴军，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月，赵良栋率领清兵收复四川，沈边土司赴省(成都)投诚后，原所辖的峨边、大小凉山等地便未归还，到了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王得洽被授为松林千户时，清朝为了进一步削减沈边土司的势力，便将宁远(今石棉县一带)等地划给了王千户；嗣后所辖计有沈村、化林、加郡、得妥、雨洒坪、紫雅厂、湾东、磨西面、喇嘛寺(今新兴)等十堡。

为了提供康区土司制度中的有关情况，笔者以族弟余承寿至今所保存的《余氏家谱》(系清乾隆五十九年的手抄副本)为依据，将沈边土司兴哀史概述于后。因文化程度有限错漏难免，仅供参考。

一、沈边土司的起源

早在13世纪末，元朝成宗皇帝铁木耳即位后，分封其二弟铁木建为两平王，食邑湖广麻城(今湖北省内)。铁木建之妻、妾共生九子一女，女招赘一婿，被赐名为铁弦，总的姓氏是：“奇渥温氏”。子、婿十人俱中元朝进士，官至四太守、五尚书。至14世纪中叶，随着元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化，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农民起义军，发誓要杀尽皇族后代，当时铁木建已故，其子、婿十人被阻聚在青州(今山东省内)，无法回归北方故土——蒙古，只得向西方逃奔，为了免遭杀身之祸，弟兄十人商量后，采取了隐姓埋名的策略，议定改为姓余，取其字义：余者，我也，意思是表示，我还是姓我；同时假称：“如我余氏籍，本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十二都人氏”，其目的在于避免继续逃奔中受到关卡盘查时产生怀疑；弟兄十人各吟诗一句，凑成“苦诗”一首，并发誓后，便分别逃奔。改姓后的余伯锡一支人马折向南边，至嘉州(今乐山地区)境内，寻找偏僻地方立足，便占山为王，当明朝朱元璋称帝后，于洪武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