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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区改土归流

来源: | 作者:gzzdzb | 发布时间 :2022-04-02 | 5957 次浏览: | 分享到:

康区改土归流

    一、赵尔丰入康前的康区改土归流

雍正时代改土归流

    雍正七年(1729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准,将巴塘、理塘土司“照流官例,开缺题补”,并委派粮务“钤辖土司”。这是一种过渡式的改土归流方式,虽在承袭、薪俸和司法权力等方面对土司有所约束,但未从根本上废除土司制度的根基。雍正七年(1729年)四月,将“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军民安抚司”改土归流。碉门(天全)设州,隶雅州(雅安);雅州改府,设知府,鱼通隶之;新设打箭炉厅于炉城,设同知,裁驿丞,粮员仍存。至此,明正土司境内开始有流官设置。但“土民”之事仍由土司管理,形成流官、土司并存的格局。

鹿传霖改土归流

   (一)瞻对改土归流方案

    四川总督鹿传霖是一位关心藏事、卓有远见的政治家。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军第一次入侵西藏时,即在《瞻对收复请撤回番官并陈英俄窥藏情形疏》中提出了“自行整顿藏务”的主张,他认为:“俄之垂涎印度已久,以西藏据印度之巅顶,故思得藏以图印,以取建瓴之势。若英俄争藏则兵连祸结,将无已时。”他十分赞同高燮的奏议:“臣阅道员姚文柜所著《侦探记》,英人于滇边地方,测量道路,所过土司俱胁令归附,惟遇汉官驻扎处则止不复前,盖以其正名为中国地界,彼虽贪狡,亦无词阑人也。然则为因圉计,非于边界设官不可。”基于上述认识,鹿传霖加强了对川边的控制,以保川藏大道的畅通。一则可确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有效控制,二则是在西藏后方构筑起抵御英俄的第二道防线。但瞻对恰恰梗塞其中,这就是鹿传霖要首先在瞻对改土归流的原因。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二十六日,鹿传霖派兵攻克瞻对后,意欲立即着手改土归流,并向清廷提出了实施方案:

    1.将瞻对改为定瞻直隶厅,隶建昌道,并移建昌道于打箭炉,同时将打箭炉改直隶厅,径归道辖。

    2.将章谷、朱倭两土司改流,设立屯官,并将麻书、孔撒、白利三土司隶于两屯官兼辖,而统隶于定瞻直隶厅。为了使这些土司不再动乱,又添设游击一员,常驻瞻对镇抚。

    3.将德格土司改流,设屯官、都司各一员,亦隶于定瞻直隶厅。

    4.将巴塘、理塘改为都司统治,并在这一带设总兵,来回驻守理塘与巴塘。

     清廷最初对瞻对改土归流方案是支持的,据《清实录·德宗实录》所载上谕:“著即行进抚土民,收回该地,以固川省门户。”到鹿传霖真的全克三瞻以后,清廷又感到进退为难,在上谕中称:“三瞻虽已全克,或收回内属,或赏还达赖,均于大局颇形窒碍,实属势处两难。即使酌赏银两,能否令其心服,亦无把握。向来藏内军饷,归番商汇总接济,兵米亦资商上。倘达赖因此觖望,诸事掣肘,将来印藏勘界一事,更难著手,是收回一说,谈何容易;然使竟行赏还达赖,又恐藏番生心,威胁邻境各土司,以致出关路阻,将来驼只无人供应,何以入藏?是行赏还,亦有不可。总之,保川固要,保藏尤要,筹善后,设流官,此保川之计,非保藏之计也。”这样,瞻对改流方案便搁置起来。

    (二)德格改土归流事件

    打通川藏北路茶道,是鹿传霖实施“保川援藏”方略的重要步骤。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鹿传霖闻德格老土司派人到瞻对弹压委员张继处告状,便认为这是德格改土归流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即派张继前往“相机妥办”。四月十一日,张继“轻骑驰抵土寨,遂将其母子一并缚获。”张继称:“该土司自惴衰病之躯,情甘乞退,请将悍妻逆子尽法惩办,谨率全部献地投诚,并将印信赋税册籍等项呈缴。”五月十三日,鹿传霖在《奏陈德格土司献地归诚请改流设官疏》称:“查该土司幅员最为辽阔,形势又昱险要,实于川藏大有关系。由川拣文武,改流设官,措置周详,深有裨于全局。”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谕:“鹿传霖奏德尔格忒老土司及头人等献地归诚,现拟改土归流,即着照请行。”

    德格改土归流上谕下达后,首先遭到妒贤嫉能的成都将军恭寿的强烈反对,上奏朝廷:“何以事前并不商知,竞将奴才衔名入折内,事后始行移知,从来无此办法。”并提议请皇上明降谕旨,由新任驻藏大臣文海查办德格改流一案。

    文海奉旨赴打箭炉查办后,即陈奏《德格改流大有后患折》。清廷此时正处在中日甲午战争新败的阴影之中,在对待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争夺中已经是疲于应对,不愿在处理国内矛盾中再引发事端,只求表面上得过且过,故支持文海所奏,就此上谕:“昨因川省边务土司各事宜,鹿传霖办理失当,并已降旨将其开缺来京,命恭寿兼署四川总督矣。”

    鹿传霖被解除四川总督职务,意味着他的改土归流计划全盘落空。

凤全改土归流

    凤全,字弗堂,荆州驻防旗籍,纳粟官知县,继为四川候补道。

    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赏副都统衔,委任驻藏帮办大臣。当时英军已占领拉萨,清廷令凤全移住察木多(今昌都),全权负责川滇藏区的边务,“将所属藏番,设法安抚,并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

凤全遵照朝廷旨意,开始筹划经边方略。赴任之前,即招募土勇在打箭炉训练,准备练成后分赴川边各地,“无事则商旅无惊,有事则守防兼备。”

    十月,由雅州行至中渡(雅江)时,接到“及时将三瞻收回内属”的谕旨。

    十一月,凤全抵达巴塘。因筹划收瞻对而留住巴塘,“督率屯垦训练。”

    瞻对(今新龙),自同治四年(1865年)“赏藏”后,成了西藏在川边的一块“飞地”,造成“道途中梗”,极大地影响了西南边疆的政局,形成“藏侵瞻对,川不能救,英兵入藏,川不能战,藏危边乱,牵制全局。”凤全在《遵旨议复收瞻折》中亦称:“查瞻对本川省藩篱,而收还实保固根基”。故他“渴望收瞻之举,执事躬亲其役,早竞全功”。

    为筹备改土归流,凤全在调查中了解到“巴塘地方土司积弱,日以唆削番民为事,十室九空。僧多民少,大寺喇嘛多者四五千人,借以压制土司,刻削番民积习多年”。为此,他严饬土司、堪布奉公守法,并将大寺喇嘛令其各归部落,另建小寺,散住梵修,以分其势,复饬驻防守备张世彦,由土司选募“土勇”百名,训练协防“夹坝”(土匪);再拟请申明旧制:“凡土司地方,大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为期,暂缓剃度。嗣后限以披单定额,不准私度一僧。其年在十三岁以内喇嘛,饬亲属领回还俗”。

    凤全的激进政策,触及到了封建宗教主的既得利益,使他们惊恐万分,深恐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动摇,既得利益丧失,于是杀凤全之身,阻改革之行,便成为寺庙势力首要选择。按照《四川总督锡良成都将军绰哈布奏平定巴塘请奖折》分析,“查凤全遵旨筹办边务,虽欲拓兴屯垦,亦未当以峻急行之,只因拟请限制寺僧人数一疏,喇嘛闻知,中怀怨怼,飞诬构谤,蛊惑愚顽。”事实也正是这样,丁宁寺喇嘛利用凤全在改革中的一些失误,煽动蛊惑民众,谓凤全为世之“魔鬼”,于是阻屯垦谓神山不可侵犯,诬凤全为洋人冒充钦差,云收复瞻对是侵犯藏境。更有甚者,时巴塘遇旱,丁宁寺堪布便利用凤全每晨要做健身操的习惯,诱僧俗偷而视之,见凤全手比足踢,不以为解,即蛊惑说是凤全在祈祷上帝不要下雨,要叫巴塘颗粒无收,让藏民饿死,好占其地。在此种种手段之下,正土司罗进宝、副土司郭宗扎保也由“初不过潜预逆谋”,发展到“继则公然助恶”,使丁宁寺上层蓄意制造的这起事端逐步升级。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二十一日,丁宁寺堪布坝哥朱格煽动七村沟民众劫夺垦场,洗杀垦民。凤全派兵前往阻止,遭到抗拒,劫垦场,杀垦夫之破坏行为有增无减,骚乱民众越聚越多。凤全在巴塘仅有130余人,根本无力稳定危局,只得飞章告急打箭炉同知刘廷恕:“近日巴塘番匪亦啸聚三四百人,日肆劫掳,声言打毁教堂,围攻衙署。全虽持以镇静,而兵力单薄,无能为力。用特飞函执事,即刻选派熟悉夷务能事哨弁,将全留炉卫队勇丁五十人率领驰赴巴塘,以壮声威,而资震慑。”

    二月二十八日,巴塘丁宁寺堪布聚众3500余名,攻入城内,杀死巴塘都司吴以忠、委员秦宗藩,凤全的卫队也死伤惨重。

    二月二十九日,攻入凤全行辕,抢空军器、银物,焚尽档案、文卷。巴塘正土司罗进宝为脱干系,以便向川督交差,佯为出面解救,让凤全驻进自己的衙内,方使凤全暂免于难。此时,巴塘粮务试用知县吴锡珍也被围困在自己的公衙内,身边只有20人,无法去谒见凤全,后来只好求差房业主巴阿登前往土司寨内,代向凤全禀安,并恳请罗进宝设法劝散围攻群众。罗进宝以“限日离境、不得逗留”之条件同意解围。凤全势孤,被迫同意这城下之约。

    三月一日,凤全率余众60余人启程离开巴塘。吴锡珍在公衙楼上望见大批手持军器之藏众,紧跟在凤全的队伍后面,知事不妙,乃飞追而至,先执意拦马而不退,后复请求随行。凤全令其回衙戴上官帽,允许护送一程。吴锡珍佩带齐整时,凤全的队伍已远,未能跟上,侥幸成为这次事件中的幸存者。

    罗进宝的所谓谈判协议,实际上是陷害凤全的一个阴谋。凤全尚未出发,他们早已在必经之要隘处布下埋伏,这个要隘就在距巴塘五里程之鹦哥嘴,此处为峡谷,两侧地势陡峻,藏众垒石而待清兵至。当凤全一进入伏击区,先见垒石如骤雨而至,次闻吼声如雷鸣应山。凤全方知难避,未来得及作任何抵抗,就丧生在乱刀之下,随行人员亦无一生还。与凤全同时殉难的人员有:四川候补知县赵潼,四川另补知县王宣麟,四川驻防笔帖式维堃,贵州试用巡检陈式钰,五品军功何蕖臣,五品军功卫队管带李胜贵,外委戈什马鹏高、佟正凯,勇丁龙国安、晏鸿钧、萧盛鸿、吉云川、蒋训益、唐显耀、黄俊超、杨占魁、彭星五、李镇川、伍玉成、许翰屏、周贵廷、张占成、曾海清、郑秋明、唐占春、赵振声、刘镇川、郭炳忠、向占斛、青国治、邱焕章、蒲克胜、欧阳辉、欧阳均、杨辉武、陈义山、钟得云、彭兆荣、冯庆书、钟定国、龚占青、金安华、刘绍武、刘青云、沈定帮、黄永合、周国垣、刘华齐、周开科、张怀德、罗治国、唐星明、王祥云、王占武、胡定国、王火夫、秋火夫、家丁张福、叶贵、杨裁缝、张厨子、李厨子。

这便是清末川边轰动中外的“凤全事件”。它在客观上破坏了民族团结,干扰了改革进程,助长了分裂分子的破坏行为,阻碍了筹边援藏以固国防的大局,促使清政府下决心对川边加强管理并从事经营。史家称“凤全事件”是清末川边康区改土归流的“导火索”,由此拉开了赵尔丰在川边康区改土归流的序幕。

     二、赵尔丰康区改土归流

    清末,赵尔丰在康区的改土归流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七年,基本完成了康区由土司制向行省制的改革,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清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直接管辖和掌控力度,对巩固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他废除了康区长期存在的封建农奴制,基本实现了由领主经济到地主经济的转变,为康区社会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他七年如一日将移民屯垦作为“政中之先务”,同时提倡藏汉通婚,促进了藏汉百姓的包容和谐,增进了民族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依据上述种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认为:“赵尔丰雄才大略,刻苦奋进,精神所至,成绩炳然。虽鄂尔泰之改流,左宗棠之开疆,与之相比较,应无愧色。”


改土归流


    赵尔丰在康区的改土归流,依据时间和地区,大致可分为四个片区,即:

    一、康南改土归流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巴塘发生“凤全被戕案”。六月,四川提督马维骐奉命进剿,将巴塘正、副土司擒拿正法;八月,赵尔丰抵达巴塘处理善后,肃清“凤全事件”有关肇事人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赵尔丰升任川滇边务大臣,在巴塘实施改土归流。十二月,赵尔丰印发藏汉文《巴塘善后章程》4000本,宣布“从此永远革除土司之职,改土归流”。至此,沿袭187年(不含西藏派第巴管理的16年)的巴塘土司制度宣告结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赵尔丰奏准将巴塘改设巴安县,由巴塘粮务委员董陶出任巴塘委员。七月,升巴安县为巴安府,辖三坝厅、盐井县、定乡县。同月,清廷在巴安设置康安道,统辖康南康东各府、州、厅、县。

    巴安县下设置五镇,分五路保正管理:一为东路保正。镇所中咱,辖6个大村,52个自然村,755户,其地包括今亚日贡、中咱、茨巫、白松一带;二为南路保正,镇所邦木塘,辖11个大村,46个自然村,904户,其地包括今归哇、苏哇龙、昌波、中心绒、地巫、贡波、莽里、安白西一带;三为西路保正,镇所西松工,辖7个大村,38个自然村,590户,其地包括今竹巴笼、水磨沟、拉哇、咯必贡和江西的打呷顶、朱巴龙、西松工、上下苏哇廓布等;四为北路保正,镇所郎多国,辖6个大村,40个自然村,555户,其地包括今杠洛、冲茶马及其北面雅哈东海、莫多、松多、波戈溪至措拉一带;五为中路保正,镇所巴塘县城,辖11个大村,29个自然村,822户,其地包括今党巴、鱼卡通、四里龙、桃园子、小坝村、生邦札、郎根、刀许牛伤、东南多等。五路保正共计管理41个大村,205个自然村,3626户,23000余人,其中男8941丁,女12063口,喇嘛2000余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赵尔丰进抵理塘为巴塘平乱督运粮饷,理塘土司四郎占兑拒不支差,赵尔丰因此将其关押,后四郎占兑越狱逃至桑披寺,副土司朱洛吉村自 杀。此时理塘地方已无人管束,赵尔丰遂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宣布改土归流,将理塘设治为理化县,由理塘粮务熊廷全任理塘委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改为理化厅,辖理化县、稻城县,由理塘粮务李克谦任理化厅同知。李克谦划理塘全境为东、南、西、北、中五保,并对人口进行核查登记。据《理化县图志》记载:“全县粮务造呈本县设治分为5保,共管大小85村,3538户,男9217丁,女8943口,共计18160人。其中喇嘛1500余人,汉人200余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赵尔丰率兵攻克桑披寺后,决定将乡城改土归流,设置定乡县,并委吴俣为首任设治委员,筹办乡城改土归流事宜。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赵尔丰奏准将乡城改为定乡县,隶巴安府辖。此时,粮台已撤,定乡县暂由粮务委员管理,光绪三十四年、宣统元年、宣统二年定乡县粮务委员分别由吴俣、丁成信和姜孟候担任。定乡县下置上乡城(学竹)、中乡城(刀学、墨学)和下乡城(黑达、然洞松)三乡及东西南北中五路保正。共辖77个村,计3675户,16199人,喇嘛1400余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赵尔丰对稻坝进行改土归流。设置稻坝委员,由张仲亮任委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奏设稻城县,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正式核准设置稻城县隶康定府。下辖贡噶岭县丞。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赵尔丰在原崇喜土司领地基础上东划明正土司的六个土百户、西划理塘土司的四个协廒村筹建河口县。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赵尔丰堪定巴塘、乡城时,巴塘南部的得荣、北部的冷卡石土百户负隅不服。宣统二年(1910年),赵尔丰派新军统领凤山进兵得荣,在浪中顶与土兵交战,并攻克浪藏寺,致使得荣诚服。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百姓见巴、理两塘设治免去一切差役,皆愿改土归流。”宣统三年(1911年)春得荣建治,李克谦任首任设治委员。

     二、康北改土归流

    第十九代德格土司切麦打比多吉长子多吉僧格与次子昂翁降白仁青争袭土职10余年,多次酿成武装冲突,地方生灵涂炭,清廷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命赵尔丰进剿,赵尔丰于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在石渠与青海境内消灭了昂翁降白仁青武装力量。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赵尔丰宣布裁革高日、春科、林葱土司,并据多吉僧格之请疏奏朝廷,将德格宣慰司之职改为世袭花翎二品顶戴都司,年给养赡银3000两。十二月,赵尔丰制定《德格地方土司改流厘定章程》,奏请“以邓柯、春科、高日、林葱土司之地,改为邓科府。德格改为德化州,白玉改为白玉州,加上中下三色许、上中下三杂渠卡六土千百户之地,改为石渠县,上中下三纳夺及呐冷多尔多四土司之地,改为同普县。”

    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准赵尔丰所奏,废德格、林葱等土司,收缴印信,改设流官治理。于德格设知州一员,名曰德化州,州治在更庆,由万里恩任第一任知州。改流后的德化州,划为玉隆东区、麦宿南区、更庆西区、汪布顶北区、东北牛场区、竹庆扎柯区。下设134个村。经赵尔丰勘定:“德化州面积二万八千四百零七方里。其疆域北至血箐与石渠县界;东至玉隆与石渠、甘孜县界;南以河坡与白玉界;西至倭达山与同普界;西北至马绒以小水沟与邓科界。所属分为六区,共管大小134村,有百姓2432户,男5816丁,女6416口,喇嘛1800余人,客籍200余户”。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赵尔巽、赵尔丰会奏在德化之南与巴塘相连的白玉设知州一员,名曰白玉州,由仇济善出任第一任知州。八月,州衙由麻陇迁至麻通,改由张敏接任知州。宣统三年(1911年)一月,张敏按照《德格地方改土归流厘定章程》,将白玉州辖境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路保正管理。保正之下,是百户者设村长一人,不足百户者以数小村合并一村,公选一人为村长。当时,白玉州辖11个大村,90个小村,共2296户。人口为男3945丁,女4711口。

经赵尔丰改土归流堪定石渠县疆域为:“北与青海达日交界,东至雅砻江与青海果洛交界,东南至格迷贡马与甘孜交界,南至起坞与德格交界,西南至菊母与邓柯县交界,西至金沙江渡口与玉树县交界,面积九万二千六百余方里,约合二万三千一百五十平方公里。”

    三、边藏改土归流

    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赵尔丰护送川军入藏,经岗托渡金沙江,由卡工、同普翻越雪山,直抵察木多。所部克恩达,取类乌齐,征服江卡、贡觉、波密、八宿、三十九族(丁青)等地,将其纳入边务大臣辖区。宣统二年(1910年),再克桑昂、杂瑜,并派员招抚所属各部落。宣统三年(1911年),旋即排除种种阻力与干扰,奏请改流,将察木多改设昌都府;乍丫改设察雅县;恩达塘、类乌齐、八宿改设恩达县;贡觉改设贡县;江卡改设宁静县;桑昂、左贡改设科麦县;杂瑜改设察隅县;硕般多、边坝、洛隆改设硕督县;妥坝设归化州,设木牛甲卜县丞(二等县)隶属之。以上州、县均隶昌都府辖。

    四、康东改土归流

    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清廷调任赵尔丰署理四川总督,以四川布政使王人文任川滇边务大臣。其时川边未改流土司尚多,特别是收回瞻对问题尚未解决,赵尔丰深感改土归流尚未成功,需一鼓作气做到有始有终。于是商同其兄赵尔巽分别奏请以傅嵩炑代理川滇边务大臣,王人文代理四川总督。四月,赵尔丰会同傅嵩炑自巴塘经白玉、绒坝岔至甘孜,审理词讼,并以民政部奏准各省土司改流设官一折,《札瞻对番官将瞻对地方交出》。五月,以孔撤、麻书两土司地,设甘孜委员。同月二十二日,瞻对藏官将瞻对地方交出。六月,赵尔丰、傅嵩炑起身离开瞻对,经道坞至打箭炉,会檄鱼通、绰斯甲、崇喜、毛丫、曲登等土司缴印改流。从打箭炉回成都途中,收咱里、冷边、沈边三土司印信改流。七月,赵尔丰奏准以瓦述余科土司地方改设道坞县,明正土司属下乐壤等五土百户辖地改设九龙县(其事未果),巴底、巴旺改设丹巴县,以泸定桥巡检辖区改设泸定县,统辖于康定府。

    赵尔丰回川上任后,傅嵩炑继续办理康区改土归流未尽事宜,收缴了沃日、崇喜、巴底、巴旺等土司印信。收回了乾隆年间赏给泰宁惠远寺土地及七十余差户,同样改流。

    上述改流地区道、府、州、厅、县的设置,使康区行政机构与内地在政治体制上接轨。任乃强先生在他编写的《康藏史地大纲》一书中称:“凡旬月间,改流数十万方里地,势如拉朽振箨。土司虽欲反抗,莫敢预其谋矣”。

 


 

(资料来源《落日余晖——赵尔丰康区改土归流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