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将军在甘孜（下）

邓昌银

六、厉兵秣马甘孜城

1950年6月，先遣支队进驻甘孜已一月有余，空投的粮食、副食和其他物资逐渐增多，还空投了一些银元。上级也允许驻甘孜、巴塘两个先遣支队就地采购部分粮食和副食品，以补充后勤供给的不足。甘孜的6月盛夏如春，是部队训练备战的大好时机，吴忠师长决定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建立巩固的后方，只等一声令下，立即行动，投入战斗。

经过观察研究，吴忠师长很快发现，甘孜藏族同胞虽然都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空气稀薄，生产方式落后，生活水平很低，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农奴制度，使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但他们却身体结实，剽悍强壮。牧民们在冰天雪地里，一件皮袄裹住身体，倒头便睡也不觉寒冷，除长期以来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以外，还与他们的饮食结构有着密切关系。他们的主要食品是牛羊肉、糌粑和酥油。牛羊肉不但蛋白质含量高能强壮身体，而且使人能抗御寒冷，不易饥饿，富于营养。糌粑携带方便，在条件差的野外，烧上一锅茶，就可以调和着吃。在不得已的应急情况下，即使是冷水或江河水，调和糌粑照样充饥。对部队行军打仗非常方便，是因地制宜的后勤保障条件。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作战，密切军民关系，吴忠师长向全体指战员提出了“生活高原化、军事康藏化”的训练要求。

指战员们遵照吴忠师长生活高原化的指示，就地购买了一些牦牛、青稞、酥油等食品，以调整饮食结构。要求各级领导带头做起，每人每天吃适量的酥油糌粑，并以此作为适应高原生活的一项训练任务。大家在师长和各级领导带领下，很快习惯了这种生活，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大家纷纷反映，爬山、劳动都不象过去那样喘气了。为了防止部队在冬季行军打仗发生冻伤，部队又采购了一些羊毛发到连队，要求无论官兵都要学会织羊毛祙子，每人至少准备一双。真正做到人民军队走到哪里哪里安家，“南泥湾精神”在部队发扬光大。

我军战备工作尽管困难重重，然而众志成城，在解放西藏人民，巩固西南国防，誓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这一坚定信念鼓舞下，全军上下齐心协力，保证了各项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吴忠师长率领的先遣支队与师主力虽然关山阻隔，但一直与五十二师保持紧密联系。留驻川西眉山地区的师主力，以主要力量投入川西地区的剿匪作战。当年7月，全师在眉山、彭山、蒲江、洪雅、丹棱地区一带共消灭土匪9800余名，彻底扫除了我军进军西藏的障碍，使我军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全力投入了进军西藏的战前准备。7月2日，师部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副师长陈子植同志作了《坚定意志进军康藏高原》的动员报告。部队一片热火朝天，准备工作做得既有声势又扎扎实实。特别是广大官兵，冒着盛夏酷暑进行军事训练，情景极为感人。为了增强高原上负重行军能力，许多战士偷偷地在小腿上绑上沙袋，在背包里装进几块砖头，每天不知要流多少汗水。

筑路大军经过数月的艰苦奋斗，于8月末修通了雅安至甘孜的公路600公里。先遣支队重点抢修了从甘孜到金沙江边200多公里的公路，使汽车可以通到雀儿山下。西南军区支援进藏司令部和军前线指挥部组织了一部分轻型汽车和胶轮大车，甚至把军、师领导乘坐的吉普车也组织起来，不通汽车的路段就用骡马、牦牛，采用分段联运的办法，向金沙江边输送了20万公斤粮食。早在6月间吴忠师长就派出干部到康北牧区的石渠县，经过两个多月工作，共采购牦牛14400头。将其中9300头编为5个运输队，拟在战役发起后取捷径直奔昌都，其余5100头分配给各参战部队随军行动。

做好康区藏族上层人士的争取团结工作，是进藏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吴忠师长深刻认识到，康区上层人士不但在本地区有着广泛影响，而且同西藏地区的上层人士也有着密切联系。做好他们的工作，对于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争取西藏上层人士，帮助与支持我军进军西藏，都具有重要意义。先遣支队进入甘孜地区后，在吴忠师长、天宝等同志领导下，全面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一些有名望的上层人士纷纷向人民军队靠拢。其中，如统治康北5县的德格女土司降央伯姆、玉隆大头人夏克刀登和邦达多吉都积极为我军筹集了大量粮草。甘孜县麻书土司属下百姓在麻书保正根嘎降泽号召下，凡有余粮，全部卖给解放军，以备进藏军需。中国人民解放军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夏克刀登和邦达多吉还担任了军管会副主任职务。据1950年11月初不完全统计，在康定军管会领导下，康定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支援进藏人民解放军的物资有木柴1500多万斤，马草500多万斤。在公路未修复前，粮食供给困难情况下，帮助进藏人民解放军购买粮食200多万斤、牦牛近2万头。组织牛骡帮10万头，为进藏人民解放军运输军需物资7万余驮（每驮约120斤），酥油2干余斤。

为保证部队渡过金沙江，深入昌都等地摆开战场，吴忠师长命令一五四团政委杨军，负责组织内地和当地雇请的船工在邓柯造船。仅一个多月时间，便造出可载25至30人的木船10多只。参战部队还准备了一些橡皮舟和牛皮船。与此同时，甘孜县各族群众踊跃支前，投入到声势浩大的支前工作中。早在先遣支队还未进驻甘孜的2月27日，西康田粮处军事代表杨玉才就电令甘孜县国民党旧军政人员执行刘文辉通电，起义后“征集粮草，务必把支前工作放在头等地位，努力完成。”2月28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庚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扩大到全县各乡长、保长参加，安排部署了征集马料和烧柴等问题。3月13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请求康定支前委员会批准，委任朱倭、阿都、贡隆、扎科各乡保长，以便于完成支前任务。3月28日，康定支前委员会电令甘孜：“解放军2月24日到康定后，田中田残部出逃，饬令即调民团严密防堵，遵照具报。”4月23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召开各乡长、保长会议，传达解放军一万余众和各种车辆及大量马匹已到康定，正积极准备出关等指示精神，命令“马料和烧柴按前定数额增加一倍征集，若有延误，按军法论处。”

4月28日，解放军进驻甘孜后，遇到后勤补给的严重困难。6月3日，西康省主席廖志高电令甘孜：“十八军驻甘致部队粮食困难，公路不通，运输不及，请向各土司、寺庙等说明情况，借粮15万斤，以济燃眉。候我军粮运到后，如数归还。”6月4日，康定支前司令部通知甘孜：“备烧柴200万斤，此事关系解放西藏伟大事业，尽速快办为要。”6月5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立即召开各乡长、保长会议，先遣支队后勤科黄科长等人受吴忠师长指派，到会作了讲话。会议决定备柴200万斤，限本月7日去扎科砍伐，14日运至县城和绒坝岔。6月6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召开各寺庙代表会议，决定筹借300石粮食，以备军用，限24天之内交清。6月14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召开各乡保长会议，讨论为解放军代购驮牛500头，鞍垫200套及组织运输人员25名。7月21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布告：“白利、林冲、贡隆、扎科和打金滩各乡，在扎科所砍烧柴，为解放军专用，不准任何人私卖私买，本府为查禁起见，特当赏奖密告者，对密告者予以十倍之柴薪重赏。以上三点，无论汉康,仰一体照例勿违。”7月23日，国民党县政府召开各乡、保长会议，讨论为解放军筹集皮口袋1000根，组织制作藏式皮靴工人200名。7月31日，国民党县政府向先遣支队和甘孜支前司令部汇报支前工作。至此，全县共征集1273.3石粮食（青稞），代购驮牛500头，皮口袋1000根，鞍垫200套。组织制作藏靴人员200名，运输人员25名。8月27日，解放军五十二师供给处和甘孜支前司令部通知：“后续部队到达后，每日需烧柴6万斤，马草7万斤，嘱如数准备，按日供应。”8日25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召开各乡、保长会议，特邀解放军五十二师供给处和甘孜支前司令部人员到席，讨论大军到后的柴草供给问题。

10月6日昌都战役展开后，支前任务更加繁重，工作也十分紧迫。1 0月8日，国民党甘孜县长贺伯勋向军事代表徐达文、冀怀义申请保留旧政府人员20名，继续办理支前工作，并组成甘孜县支前委员会，由县长贺伯勋任支前委主任，秘书长陈文瀚任支前总务组长，财粮科长龙治中任支前总务副组长，警察局长汪宗玉任支前购储组长。直至l0月下旬，十八军派骑兵一团政委徐达文任甘孜县军代表，正式接管国民党甘孜县政府。此前，甘孜县支前工作一直由国民党甘孜县旧政府人员办理。在短期内能筹办如此多的军需粮草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以吴忠师长为代表的先遣支队进入甘孜5个多月来，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建立了真正的军民鱼水关系，解放西藏的伟大事业得到全县各族各界人士积极参与的结果。

七、与格达活佛情深谊长

距甘孜县城西14公里的白利寺，座落在雅砻江畔，寺内住持格达活佛在西康以至藏区都有很高的声望。他出身贫苦，博学多才，对藏族劳苦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深受群众拥戴。1936年春夏，红军长征路经甘孜，在甘孜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人民共和国政府，格达活佛被推选为副主席，他和朱德总司令以及红军四方面军的一些领导人交谊很深。他思想开明，勤于政务，拥护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政治主张，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红军在甘孜驻扎期间，他主持的白利寺，支援红军的物资就有青稞134石，豌豆22石，军马15匹，牦牛19头。红军离开甘孜继续北上后，经他保护转移的红军伤病员就有200多名。西康省解放后，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时，当选为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十八军北路先遣支队和平解放甘孜，并在甘孜建立进军西藏的前哨基地，使格达活佛高兴万分，立即从白利寺赴甘孜拜会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交谈中，格达活佛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认为西藏只有回到祖国大家庭里才有光明的前途。他说，甘孜是西藏的前哨，昌都是西藏的大门，在甘孜建立进军西藏的基地是非常英明的决策，并表示一定要为甘孜县地方建设和西藏和平解放作出贡献。

大约在5月10日前后，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专程前往白利寺回访了格达活佛，格达活佛率全寺僧众出门迎接。往事历历，彼此都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格达活佛拿出他珍藏的朱德同志照片和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同志为保护白利寺签署的布告：

查白利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切切此布

公历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

吴忠师长向格达活佛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并征询他的意见。格达活佛详谈了他所掌握的西藏方面的情况，以及他对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一些想法。他说，西藏上层人物中，他有不少熟人，为了减少进军西藏的阻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心赴拉萨向西藏当局宣传解释中央的政策和主张。希望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向朱总司令报告，批准他的请求。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考虑到格达活佛前去西藏的安全问题，劝他一定要慎重考虑。但格达活佛言词恳切，表示决心已定，义无反顾。

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从白利寺返回驻地后，向西南局和中央报告了格达活佛去西藏的请求，不久收到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忱深表嘉许，但认为他目前入藏安全无保障，邀请他到北京重叙旧谊，并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将于6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尔后再作决定。格达活佛收到复电后十分激动，向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表示：“我真怀念朱总司令，当年朱总司令率领部队离开甘孜北上时曾对我说，最多再过15年，我们还要回来，今年刚好15年，朱总司令就派你们来了，朱总司令真是一位活菩萨呀！我真想马上就见到他，也很想到北京看看，可是，为了西藏早日解放，现在都顾不上了，我要等西藏问题解决以后，再去北京见总司令。”并要求先遣支队部再次给朱总司令发报，重申初衷。朱总司令为他这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精神所感动，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明确指示，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前行，即使出发如果发现问题，也应立即返回，切不可冒险，勉为其难。格达活佛收到朱总司令同意他去西藏的电报后，非常高兴，立即着手行前的准备工作。

在格达活佛为去西藏进行准备工作期间，吴忠师长为了使格达活佛尽可能地了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方针，以便于格达活佛入藏后，能有针对性地向西藏当局进行宣传。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于7月3日到白利寺住下，安排天宝同志详细地讲解了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关于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解放后，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及达赖的地位职权不变；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十项政策。一起研究了格达活佛入藏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应急方案。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指出，格达活佛此行肩负着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重任，而西藏又有帝国主义势力插足，不但要和西藏地方势力周旋，还须提防帝国主义势力的暗算，风险一定很大。况且，格达活佛平时生活清苦，白利寺经济收入不多，吴忠师长决定由先遣支队资助他一些银元，供途中使用，但他坚决不收。建议送给他几支卡宾枪，以防散匪袭扰。格达活佛则比较乐观，他认为西藏回归祖国是民心所向，何况我军已陈兵金沙江畔，西藏当局如敢顽抗，无异以卵击石，他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入藏，估计西藏当局不敢对他轻举妄动。在吴忠师长坚持下，格达活佛才接受了先遣支队送来的卡宾枪。

格达活佛临行前几天，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住在白利寺，和格达活佛形影相伴达7天之久。由于天宝同志是经党长期培养的一位优秀民族干部，既有民族地区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较高的政治理论修养，又与格达活佛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可以理论联系实际，准确生动地阐述党的政策方针。为格达活佛前去西藏作了理论知识和政治素养方面的培养和准备。

格达活佛即将进藏的消息传出后，当地群众极为关切，每天都有几十上百群众来到寺内，载歌载舞，祝福格达活佛此行吉祥如意；歌颂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甘孜；祝福西藏早日实现和平解放。7月10日，格达活佛和他的几名随从扬鞭起程，当地群众夹道相送，许多群众失声痛哭，好象预感到有什么不祥。一些年长的群众，手摇转经筒，为格达活佛祈祷祝福。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一起上马，与格达活佛并辔而行，十里送别。

格达活佛经过15天的艰苦行程，于7月24日到达西藏门户昌都，受到英国驻昌都电台台长、帝国主义间谍福特的监视和重重阻挠，不能前行。滞留昌都期间，格达活佛克服重重阻力，广泛接触了昌都地区僧俗各界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宣扬解放军进驻甘孜后，如何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如何帮助藏族群众致力于发展生产和地方建设。前往西藏地方政府派驻昌都的“西藏边使府”找到西藏边使总督噶伦拉鲁·次旺多吉，交换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格达活佛的行动遭到昌都上层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阻挠破坏。拉鲁·次旺多吉向拉萨当局报告了格达活佛的活动情况和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拉萨当局立即作了三条指示，一是不准格达活佛继续西进；二是不准东返甘孜；三是不准在昌都自由行动。8月13日，格达活佛冒着风险到昌都电台接洽发报事宜拟用电台直接与拉萨地方政府协商，并计划致电拉萨友人，以祖国统一、民族利益为重，明辩是非，为西藏和平解放出力。电台台长、英国特务福特设下圈套，假献殷勤，在茶内投毒“款待”，格达活佛饮茶中毒，并被软禁在福特家里，连随行人员和亲信子弟都难以接近。但他仍然念念不忘西藏的解放，强支病体，想尽一切办法与秘密见到的人员说：“解放军和藏族人民是一家人，我们应帮助解放军实现解放西藏的共同愿望。能为解放西藏出力，我虽死而无悔。”话语中充满着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忠心赤胆。8月22日午前，藏族人民的忠诚战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格达活佛毒发身亡，以身殉国，终年47岁。福特一伙为了掩盖罪证，把格达活佛的遗体秘密焚毁，其随员均被押往拉萨。贴身随员热勒在押往拉萨前，偷偷找到两名格达活佛的信徒，托他们赶回甘孜报信。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得到格达活佛遇害的噩耗，无比悲痛；先遣支队全体官兵无不义愤填膺，誓以解放西藏的革命行动为格达活佛报仇。

八、为解放西藏运筹帷幄

格达活佛被害事件，是西藏地方当局和帝国主义势力坚持分裂中国反动立场的一次大暴露。为了阻止我军进藏，他们费尽心

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拙劣表演。在国际上，他们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下，继续制造西藏“独立”的舆论，对于中央发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他们采取了两面应付的手法。一方面，不公开拒绝谈判，于2月份派出一个谈判代表团，却绕道印度，虽经我驻印度使馆一再催促，却始终不去北京谈判，暗中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企图拖延时间，坐观时局变化。另一方面，则加紧扩军备战，将藏军由原来的14个代本扩充为l7个代本，并将其扩充的大部及征调的部分士兵共约8000人，部署于昌都及其周围地区，妄图凭金沙江之险，阻我军于江东。

西藏当局将和谈代表团故意滞留印度的同时，却企图与我先遣支队建立某种“对话”关系，借此摸清底细，以决定他们的应付策略。6月8日，吴忠师长收到昌都总督噶伦拉鲁·次旺多吉送来的一封信：

甘孜：

解放军师长、委员鉴：

遥闻二公已莅甘孜执行新政，实感庆慰。中藏情感仍应继续增进，彼此边疆尤须照旧维持和平，并望回示，藉作准则，是所至盼，顺颂祺祉。

西藏边使  噶伦拉鲁

藏历铁虎年4月初九日

信中词语，倒也文雅恭敬。可是他的原则立场却毫不含糊，把中央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称为中藏关系，把金沙江作为彼此边界，自称“西藏边使”，完全以两国外交关系的言词交涉，看了令人生气又好笑。吴忠师长诙谐地对天宝同志说：“这家伙明目张胆闹独立，就凭他这一封信，我们就出师有名了。”一五四团团长郄晋武和政委杨军同志在邓柯也先后收到拉鲁和藏军三代本主官牟霞的来信，都是一个调子。经支队指挥部报请西南军区审查批准后，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分别写了回信，信中主要根据西南局制订的“十条”精神，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明白昭示；我各路大军业已准备就绪，正待命西进，昌都地方政府和驻昌都地区藏军有协助我军之责，希望他们认清形势，顺应潮流，择善而行，共襄义举，为早日完成统一大业而努力。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的信，既批驳了拉鲁等人的谬论，措词也比较委婉，体现了待之以理，以理服人的精神。信送出后不见对方回复，估计对方与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背道而驰的决心已定，没有必要再回信了。

先遣支队在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的领导下，在向敌方开展政治攻势的同时，深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用兵之道。把了解敌情作为战前准备的重要内容之一，开展了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吴忠师长认为，对藏军这个新对手，过去知之甚少，首先是要深入了解藏军的基本情况。进入甘孜以后，组织力量多方搜集资料，对藏军的军队素质，装备、编制等进行了分析总结，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情况。

通过综合分析研究的第一印象是藏军的素质普遍较低，战斗力不强。历史上沿袭形成了藏区兵民不分，遇有战事临时征集，少正规的军事训练。官兵除步兵武器射击技术较好外，其他军事素质和战术水平都很低下。藏军的高级军官都出身贵族，不少人不学无术，平时作威作福，打仗贪生怕死。士兵是世袭的，因而很多是“胡子兵”。不仅军官携带家眷，不少士兵也有妻儿随军。是一支封闭式的地方武装。6月8日，支队调查人员从由拉萨来甘孜，准备去瞻化（新龙）的喇嘛降泽登巴口中获悉，西藏地方政府已征调60岁以下的男子当兵，准备与中央武装对抗。但如此仓促扩充素质不高的成员，只不过滥芋充数而已，并无实际作战能力。民国以来，藏军除在二三十年代同川军和青海的地方武装交过手外，别无战事，缺少正规的作战经验。除藏军外，西藏各地还有土司、头人掌握的方武装势力，平时冤家械斗较多，但从未参加过正规作战，其装备更差。虽然可以作为藏军的后备役，但难以统一征调指挥，更谈不上有什么作战经验。

藏军的编制为代本、如本、甲本、定本、居本六个梯级结构。清乾隆年间，西藏才决定组建正规军，当时规定总兵员3000人，共代本6人，每个代本统领500人；代本以下设如本12人，每个如本统领250人；如本以下设甲本24人，每个甲本统领125人；甲本下设定本120人；每个定本统领25人；再下就是居本，每个居本统领12人，总兵力仅相当于我军一个团。这种编制近200年来几没什么变化，很难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团、营、连、排、班进行比较。我军进军西藏前夕，藏军招募扩编为十几个代本，总兵力增加较多，但代本以下的各级编制人数仍大体保持100多年来的规模。部署于昌都地区的兵力大约8000人，在数百公里的宽大正面组织防御，间隙很大，难以组织有效防御。至于武器装备更无法与我军相比，他们的主要武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式步枪，另外每个甲本有一挺老式轻机枪，与我军装备有很大悬殊。

掌握金沙江以西的战区情况，是作好战前准备又一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比之于了解西藏地区藏军素质、人员编制、武器装备等更艰巨复杂得多。有时还要组织一定规模的侦察力量深入敌方，并为此付出代价。昌都属藏东高山峡谷地区，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高寒缺氧，地形地貌极为复杂，既有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也有海拔虽高但地势平缓的草原，形成强烈的反差。在一些河谷地带或较低的山谷，成片的原始森林无边无际，深不可测。这里的河流虽不很宽，但多数落差大，水流湍急，吼声震天，难以徒涉。还有高原气候多变，本来是风和日丽，万里晴空，转瞬间却狂风骤起，天昏地暗，雨雪交加。夜间在山上滴水成冰，白天谷底在阳光照射下人却又汗流夹背。吴忠师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总觉得这些复杂恶劣的自然条件，将给部队的行军、作战带来许多困难。昌都之战是我们在陌生地区同一个陌生的对手之间的军事较量。尽管我们作了极大努力，但同以往我们在内地作战相比，在“知彼”方面是令人很不满意的。

在康藏高原的特殊地形条件下，与藏军这个特殊对手作战，应该采取什么战术，这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为此，吴忠师长决定分批集训了营、连、排三级干部。集训中，为了解决一些同志认为在战术上突破对方坚固防御十分困难的错误想法，在分析了这次作战的特殊性后，向先遣支队指战员们指出：我军在兵力，装备、指挥、技术等方面都占有全面优势，而藏军最大的优势则是熟悉地形，对自然环境适应力强，因而在一般情况下，机动速度快于我军，单兵战斗力较强。同这样的对手作战，关键的一着是要抓住他，不能让他逃脱。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坚守，我们都求之不得，消灭他的办法是很多的。如果让他跑掉或溃散，我们将被迫在更深远的纵深作战或分散搜剿，那不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难以在中央规定的限内完成解放全藏任务。因此，就战役目的而言，我们应将藏军主力聚歼于昌都地区；对每次战斗，则力求全歼。吴忠师长当时对昌都战役的战略战术的指导是非常精辟的。昌都战役使吴忠师长军事才能得到高度发挥。这在10月6日至10月24日的昌都战役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

为了查明金沙江以西藏军部署和地形、道路等方面的情况，一五四团二营进驻邓柯后，曾多次派出侦察小组过江侦察，每次往返时间为三、五日，深入数十公里。6月22日，二营一个侦察排在距江边约20公里处，与数百藏军遭遇，发生激战，我方包括增援部队共牺牲、失踪25人，伤26人。这是我军第一次与藏军交手，也是我军从进入甘孜地区到昌都战役发起前的5个多月中，战前准备过程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对于这次战斗的失利，吴忠师长作过沉痛的反思，他说：“派小分队过江侦察是我同意的，这是我决策上的失误。”“这种做法本身就有问题，它必然引起西藏当局的惊恐不安，对和平解放西藏产生疑虑。”后来，军首长也批评吴忠师长等指挥员过江侦察不利于争取西藏当局。客观一点讲，这是昌都战役前因时因事而论的一种战略失误。但从全局分析，昌都战役已经不可避免，不经过战斗较量，西藏当局就不能认识到我军是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也不会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条件。吴忠师长总结这次战斗的意义和影响时曾经说过：“这股藏军以数百之众乘马攻击我仅有30余人的步兵侦察排，在侦察排指挥失当（吴忠师长曾批评侦察参谋指挥失误）的情况下，仍未获得全胜，且本身也遭到不小伤亡，可见藏军战斗力的确是不强的。”

九、挥戈跃马赴昌部

1950年8月31日，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在西康西部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希望印度政府协助仍滞留在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团于9月中旬以前到达北京，开始和平谈判。9月上旬和中旬，我驻印度大使馆负责人又先后两次通知西藏地方代表团，务于9月内赶到北京，否则，该团应负延宕之责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但在帝国主义挑唆指使下，西藏当局对中央警告仍然置之不理。西藏地方当局这一系列表现，说明他们执迷不悟，已下定决心与中央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切善良愿望和耐心等待，只能被看作软弱可欺，看来只有以打促和，先打而后和了。昌都是西藏的门户，西藏当局又在这里摆下重兵，在昌都地区进行一场军事较量便不可避免了。

西南军区和十八军首长对昌都战役的指导思想是：这次战役是一场军事仗，也是一场政治仗，其目的是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条件。因此，不打则已，打就要打一场歼灭战，要通过这一仗彻底打破西藏当局的幻想。7月24日，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和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的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到达甘孜。7月8日和24日，吴忠师长在甘孜，先后两次上报了对当前藏军情况的分析、判断和对用兵的建议。报告中，吴忠师长提出了南北呼应，正面牵制（进攻）与大迂回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他建议：“以进驻巴安（巴塘）之五十三师一五七团先行渡江，威逼宁静（今芒康），诱使昌都藏军主力南下增援，使其陷于深山峡谷之中。此时，我五十二师主力则自邓柯渡江，直插类乌齐、恩达，切断藏军由北线西撤的通路，或渡江以后以一部迂回类乌齐、恩达，另一部则直取昌都，待南下增援的藏军主力发现我军企图时，为时已晚，我则可收南北夹击之效。”吴忠师长提出这一作战计划的根据是：“我军大举渡江后，昌都藏军有可能凭险顽抗，而且更有可能将主力西撤拉萨，其西撤通路主要有南、中、北三路。北路经恩达、洛隆、边坝、嘉黎、大昭到拉萨。南路是南下邦达，经八宿西折到拉萨。三条通道比较，北路地势虽高而较平缓多草，便于大部队特别是骑兵运动。中路地势高，比北路复杂，却是人烟稠密的产粮区，是马帮常走的道路。南路有很长一段处于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之间，山高谷深，地势险要，部队离开道路即难以行动。根据道路情况，昌都藏军更有可能沿北路或中路西逃。”吴忠师长提出的战略战术是经过进入康区5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受到军首长高度重视，在后来的昌都战役得到应用。

8月26日，西南军区下达了昌都战役的作战命令。

8月28日，五十二师主力于眉山举行隆重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张国华军长和谭冠三政委到会检阅了部队，并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以后的几天部队便由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等同志率领，在驻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送下，分批乘汽车沿着刚刚修通的雅安至甘孜的公路，浩浩荡荡向西挺进，9月中旬，先后抵达甘孜地区与先遣支队会师。十八军军部设孔萨大楼。此时部队士气高昂，严阵以待，只等一声令下便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金沙江。

9月25日，张国华军长到达甘孜，传达了毛主席要求我军于10月份占领昌都，以促使西藏当局早日派出代表团赴京谈判，争取明年进军拉萨解放全藏的指示。吴忠师长向张国华军长汇报了先遣支队进驻甘孜以来的基本情况和对执行西南军区、十八军军部战役计划的意见。张国华同志随即由十八军第二参谋长李觉同志陪同，检查了部队战前各项工作的准备情况，还拜访了在甘孜县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征询了他们对我军进藏的意见，了解了他们支援我军的能力。张国华同志最不放心的是我军后勤运输能力，当玉隆大头人夏克刀登等人向他保证马上就可以动员三万头牦牛，把向昌都运输的主要任务担当起来之后，即下定了实施战役的最后决心。

9月l5日，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在甘孜召开作战会议，针对藏军以昌都为枢纽沿金沙江布防北重南轻的特点，根据西南局报请中央批准的关于“在战役组织上，采取以我之主力使用于右翼（北线），迂回昌都以西，迫使敌军聚集昌都而歼之”的原则。张军长宣布：我军采取正面进攻与战役大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基本战役布势成南北两个作战集团，集中主要兵力于北线，北线集团由五十二师和军直炮兵营、侦察营、工兵营、五十四师炮兵连以及已于7月下旬自西宁进驻玉树的青海骑兵支队组成，统由五十二师指挥，使北线集团成左、中、右三路配置。

右路为一五四团及青海骑兵支队，担任战役迂回任务。一五四团自邓柯渡江后，紧随骑兵支队南下，佯作欲经黑河进军拉萨，待过囊谦后，即向类乌齐、恩达疾进，切断藏军西逃通道，并阻止丁青藏军东援。

中路为五十二师师直部及一五五团、一五六团、军直炮兵营，继一五四团于邓柯渡江后，经郭堆、生达南下，直取昌都。

左路为军侦察营、工兵营并配属五十四师炮兵连，担任正面箝制任务，于岗托渡江向昌都方面缓进攻击，不使昌都守军逃跑。待我中、右两路部队逼进昌都，切断藏军退路后，配合围歼昌都守军，并以一部迂回昌都南面，阻歼南逃藏军。

昌都战役部署形成北线和南线两个作战集团。南线由五十三师一五七团和云南一二六团（欠一个营），一二五团三营组成。主要任务是配合北线集团作战。北线集团担负了主攻任务。吴忠师长不但统率了五十二师，还担负指挥了五十四师炮兵连和青海骑兵支队、军直炮兵营、军侦察营等重要指挥任务。此时，吴忠师长已作为北线集团总指挥，承担了昌都战役主要作战任务，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而完成任务的关键是要切断藏军退路，即要抢在藏军撤退之前占领类乌齐、恩达。从金沙江边到恩达行程约500公里，战线很长，迂回任务重，后勤补给困难。执行这一任务的最大问题还在于我军对开进作战地区的地形及其它自然条件心中无底，对藏军的布防情况也不甚了解，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而打乱我军的行动计划。但是，吴忠师长对战役的胜利充满信心，多年的征战使吴忠师长对自己部队的素质和作战能力有了全面的了解。有康藏人民强大的支援和军队后勤补给作为坚强后盾，任何困难也吓不倒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

9月18日，吴忠师长在甘孜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这是战前的誓师大会，也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别开生面的作战会议。张国华军长到会讲话，师长指着墙上的地图，给各团下达了作战任务。

9月20日，集结于甘孜及其附近地区的五十二师主力和军直参战部队，在吴忠师长率领下向邓柯方向开进。吴忠师长身着戎装，挥戈跃马，迈向西去的征途。此时的吴忠师长心潮起伏激荡。这位年仅3l岁，英俊潇洒的师长，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向欢送的人群挥手道别。

十、结束语

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展开。五十二师师长兼先遣支队政委的北线集团指挥员吴忠，率军一举突破金沙江防线。连克囊谦、类乌齐、恩达等重镇，并于18日同正面攻击部队一道，解放了昌都，歼灭藏军5700多人，打开了进藏门户，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

1952年，吴忠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二军三十一师师长。胜利回国后，历任解放军机械化师师长，第四十军副军长、军长，北京卫戌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吴忠指挥部队连克高平等6城，为捍卫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5年，吴忠被授于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0年2月26日，吴忠在海南逝世，终年7l岁。

文稿来源《甘孜州文史资料》

关于《吴忠将军在甘孜》一文的撰后语

1994年5月，从苍溪县政协编辑的《吴忠将军》一书中，阅读到吴忠将军所写的回忆录《打开西藏和平解放大门的一战——昌都战役》，书中史实与甘孜县当时的社会变革和新政权建设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在甘孜县过去的史料中，有关吴忠将军和先遣支队的历史史迹都疏于记载。此间，因参加甘孜县地方志编纂，在埋头于县档案馆查阅史料中，查得十八军一五四团于1950年在甘孜县开展社会调查的大量资料。如果把吴忠将军和先遣支队在甘孜期间的革命史实、一五四团的社会调查以及当时甘孜县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带来的深刻变化整理、汇集成篇，载入甘孜县的历史史册，无疑将成为甘孜县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基于此目的，笔者决定以吴忠将军在甘孜期间的回忆录为主要素材，撰写《吴忠将军在甘孜》一文，查阅、参考并引证了以下历史资料：

《吴忠将军》：“吴忠生平简介”，苍溪县文史资料第九集。

《甘孜会师》：中共甘孜县委党史工委编印，1988年打印件。《甘孜兵变经过》一五四团1950年社会调查资料。

《甘孜县宗教调查》：一五四团1950年社会调查资料。

《甘孜县人口调查》：一五四团1950年社会调查资料。

《甘孜县商帮调查》：一五四团1950年社会调查资料。

《我们到甘孜后对于自然变化的了解认识》：一五四团1950年

社会调查资料。

《雪山草地不会忘记》：杨·益西平措。1991年6月11日《四川青年报》。

《为和平解放西藏献身的格达活佛》：周锡银《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

《甘孜县政府志》：甘孜县政府办公室1990年初稿。

此外，还参阅了大量有关资料，这里不一一列举。总之，笔者认为，该文的写作态度是严谨的，一切以史实为据，凡史料记载不尽一致之处也多方查证，力求准确可信，没有杜撰求全或生编硬造之行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