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将军在甘孜(上)
邓昌银
一、戎马倥偬17年
吴忠,原名吴光珠,字宝山。1919年10月21日生于四川省南江县第九区(木门镇)小龙坎文家沟吴家村(解放后划归苍溪县)。1933年3月,年仅14岁的吴忠响应中共川陕省委的号召,在家乡木门镇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先在新兵团十一师三十三团,后改编入红四方面军三十九军九十师二六八团。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1月,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剿”前夕任班长,不久升任排长。1934年夏,参加了万源保卫战。1935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3月,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发起的嘉陵江战役,并随军长征。1936年进入甘孜县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北进,胜利到达陕北。
吴忠长征在甘孜期间,是红军大学随军政治队学员。红军在甘孜休整建立康区红色政权的日子里,吴忠有机会接触了当地群众,熟悉了这里的风土人情,为吴忠将军十四年后重返甘孜,建立进军西藏的前哨基地,参加指挥著名的昌都战役奠定了基础。他在«打开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门的一战——昌都战役»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的亲身感受:“我是再来旧地,14年前,我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个成员,就曾大体沿着这次的行军路线到过甘孜,并住了三、四个月之久,往事历历,有些还是14年前的样子,看后倍感亲切。”吴忠将军作为昌都战役一位著名指挥员,在甘孜胜利完成后方基地的建设和准备工作,积极参与前线指挥,取得昌都战役的辉煌胜利,是和吴忠长征时期在甘孜的革命实践分不开的。
1937年初,吴忠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调前方云阳镇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先后任排长、副连长。不久又调到绥东游击大队任大队长,经常深入敌后,牵制和打击日军,有力地配合了我军主力部队作战。1939年冬,吴忠调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独立大队任中队长。1940年7月,随队参加了对顽军石友三部的第二次反击作战。之后,又调任该师三旅八团,先后任副营长、营长,参加了反击日伪军“大扫荡”的斗争。1942年“9·27”,日伪军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大扫荡之后,吴忠任昆张游击支队支队长。他率游击支队连续取得赵坝村、四柳树村、陈庄、李官屯四次战斗胜利之后,又在东平、汶上、梁山地区生俘伪军政人员四、五百人,从而打开了昆张地区的局面。1945年5月,吴忠调冀鲁豫军区第八分区第五团先后任副团长、团长,参加了阳谷战役和冀鲁豫三路大军对日伪军展开的反攻作战。
抗战胜利后,吴忠任第七纵队二十五旅五十八团团长。1946年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8月中旬,二十五旅五十八团在三纵一部配合下,奉命对吕庄之敌发起攻击,全歼敌一八一师师部及五四三团,为开辟豫东战场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在刘、邓指挥下,参加了巨野战役,于10月5日至6日在章缝集打了一场恶仗。在激烈的战斗中,一颗流弹打中了吴忠颈部,顿时血流如注,昏迷过去,醒来后他仍坚持指挥战斗,连续击退敌人多次反扑,牢牢守住了我军突入部队所占领的阵地。我军纵队主力向章缝集发起总攻时,吴忠等立即率配合对敌内外夹攻,全歼敌十一师三十二团3000多人。1947年3月中旬,第一纵队奉命合并成立新一纵队,吴忠被任命为二十旅副旅长,迅即投入鲁南战役,并随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9月,吴忠受任中原野战军二十旅旅长。1948年冬淮海战役期间,吴忠旅奉命在豫皖苏军区等部配合下,胜利完成阻击黄维兵团,确保我军全歼徐州守敌的任务后,随即参加了纵队合围,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连克王庙台、杨庵、小马庄等地。尤其是攻击小马庄的战斗中,吴忠率领的五十九团始终担负主攻,为配合中原野战军速歼黄维兵团于双堆集地区做出了积极贡献。1949年2月,二野奉命组成第五兵团,吴忠被任命为该兵团十八军五十二师师长,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和协同华
东野战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及攻占上海等战役。之后随军南下,参加了解放贵阳、成都等战役。
二、请缨进藏做先锋
1949年底,全国除西藏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大的战役已经结束。十八军奉命进驻川南地区,吴忠师长率五十二师受命驻扎号称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宜宾,驻防地区的条件是全兵团最好的,一些人认为十八军过去大仗打得多,吃苦多,这次驻防是野战军首长的照顾,心里非常高兴。1950年新年刚过,大家兴高采烈,一路欢歌笑语,人人脚下生风,一天三四十公里的行程。1月7日,全师进抵犍为县境内,再有三四天就可以到达宜宾了。不料当晚突然收到军部转来野战军首长一份急电,命令部队立即停止前进,两日后北返乐山集结,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情况来得太突然,毫无思想准备,一时议论纷纷,种种揣测在部队中流传。更多的想法还是认为,全国已经解放,无大仗硬仗可打,到哪里都一样。虽然也有的猜想,可能会接受新的任务,一定是西进解放西藏。更多的人还是认为,十八军南北转战,跑遍大半个中国,劳苦功高,理应休养生息,现在不会安排新的任务。
1950年1月2日,党中央和毛主席正式决定,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于5月开始行动,10月之前解放全西藏。11月7日,西南局和二野领导致电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坚决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并拟定了以十八军为主,以张国华军长为统一领导核心,筹划进军和治理西藏。1月10日,党中央转来毛主席自莫斯科(1949年12月中旬,毛主席去苏联访问)来电,同意西南局和二野领导7日报告。1月l5日,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接见十八军军、师两级领导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决策和有关指示,然后深刻地论述了解放西藏的重大意义,宣布了西南局和野战军为实现这一任务所作的计划、决定,勉励十八军的同志勇挑重担,再立新功。
部队将要进藏的消息在军内反映十分强烈。问题比较多的还是军内干部,部队从建立革命武装到万里长征,8年艰苦抗战,3年解放战争。他们中的许多人连年征战劳苦,很多人婚姻、家庭等方面的问题都没能解决,都希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或成家立业,或与家人团聚,过上舒适太平的日子,厌战情绪非常浓厚。一些个人问题较少的青年干部,则对执行新的任务无所谓,他们觉得西藏是个鲜为人知、富于神奇色彩的地方,革命军人骑马挎枪走天下,到那里见一见世面也是好事。但无论哪一种人,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进军西藏虽然没有大仗硬仗可打,但地域广阔,人口分散,高寒缺氧,后方补给困难,是件苦差事。吴忠师长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师领导班子成员对进藏也没有思想准备,也有个人问题和个人想法。但是,作为领导干部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同统一祖国的大业相比,一切个人利害得失,都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全师一万多双眼睛在望着我们,我们必须给全师官兵做出好的样子。”这时候的吴忠师长,思想斗争同样是十分激烈的。但是,十多年的戎马生涯,造就了他一切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高尚革命情操。
1950年1月底至2月5日,吴忠师长用了几天时间,组织召开了全师各级干部会议,全力投入做好部队干部思想“转弯子”工作。广大干部毕竟长期受党的教育,有良好的思想基础,经过几天思想工作,多数人的情绪明显好转,许多人都表示:“牢骚归牢骚,行动是行动,参加革命多年,千山万水,千难万险都闯过来了,难道今天走到四川就不跟党走了,革命荣誉都不要了。谁叫我们是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呢?”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境界不够高,但讲得很实在,增进了彼此情谊,增强了吴忠师长对全师干部的信任,坚定了赴藏作战的决心。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师上下的思想认识,2月5日至10日,全师在师部驻地竹根滩召开了排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动员大会,张国华军长到会作了长篇讲话。张军长要求大家正确对待公与私、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关系。鼓励大家肩负起革命军人的光荣使命,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此后,全师又集中一段时间,由上而下逐级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使思想认识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在此基础上,部队迅即抓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上级为五十二师充实了兵员,全师达到1.16多万人,还更新补充了装备。接着,又组织了全师投入以适应高原为主的军事训练,只等一声令下,立即挥戈前进。
1950年2月底,吴忠师长代表全师指战员向十八军首长表示决心,请缨先行。3月4日,军首长发来一份代电令,命令指出,由于川西土匪猖獗,征粮、修路受阻,严重影响进藏的准备工作。为保证部队如期完成进藏任务,除军主力于川西加紧剿匪、修路和配合地方党委开展工作外,决定由五十二师一五四团,五十三师一五七团分别组成先遣支队,各由一名师领导干部率领,争取4月中旬分别进至甘孜、巴安(今巴塘县)地区,建立进军西藏的南线和北线基地。先遣支队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藏区的政治军事情况和兵要地志,民情风俗,为上级机关进军西藏制订政策提供依据,了解进军沿线地区粮秣供应能力,采购、储备部分粮食、柴草、牦牛,吸收并训练一批藏族青年,向藏族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纪律,修筑道路桥梁,制造渡过金沙江需用的船只。命令还决定将十八军工兵营配属五十二师先遣支队,指定五十二师先遣支队由吴忠师长率领,待命出发。
3月29日,五十二师先遣支队从师部驻地夹江县出发。从夹江取捷径经洪雅至雅安不过100公里,但由于不通公路,不得不绕道新津、邛崃、名山,整整用了三天时间,于4月1日抵达雅安。在雅安与天宝同志率领的进藏工作队会合。天宝同志是西康省藏族人,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西康,他参军北上,解放战争时期在内蒙古工作。西南局决定吴忠和天宝二同志分别担任先遣支队临时党委正副书记。天宝同志熟悉西康情况,临时党委组建后,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朝夕相处,天宝同志对部队进入西康藏区后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吴忠师长经常向他请教有关藏族历史、文化、政治、民情、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知识,成为吴忠师长的好顾问。
先遣支队在雅安又进行了物资补充,并接收了一批由兄弟部队调来的骡马。4月4日,部队成多梯队陆续离开雅安西进。雅安以西因受地形、道路、宿营和供给等条件的限制,大部队行军极为困难。部队行军除武器装备外,还有御寒装备,另外考虑到沿途补给困难,要尽量多带口粮,个人负重一般在40公斤左右,差不多等于过去在内地行军负荷的两倍。高原空气稀薄,气候恶劣,行军难度比内地更大。在攀越近3000米的二郎山时,许多人已感到相当吃力。几天之后,当部队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时,强烈的高山反应开始向部队袭来。许多人感到头痛、恶心、气喘不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两腿发飘。有的人走着走着便不由自主地扑通一声坐在地下,如果不靠其他人搀扶便很难爬起来。路上比较沉闷,谁也不想讲话,没有在内地行军那种人欢马叫的活跃气氛,只能听见一声声粗浊的喘气和指挥员偶尔发出的鼓励催促声。考验不过刚刚开始,部队还将遇到更多预料不到的困难和考验。
三、和平解放甘孜县
1949年岁末,成都战役的枪声沉寂了,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全军覆没,四川军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12月9日通电起义,饬令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和公共财产,听候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接管。甘孜县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地方上层、宗教界人士,在光明与黑暗的两条道路面前,作出了明智的选择。1950年1月12日,西康省第四督察区驻甘孜行政公署专员范昌元在孔萨大楼,县长贺伯勋在麻书大楼,国民党二十四军驻甘孜营营长杨仁山在关帝庙,国民党甘孜县党部书记在香根庄房分别召开会议,商讨执行起义通电事宜。1月14日,国民党甘孜县政府布告全县:“值此起义期间,为确保全县社会安定,一律不准寻仇报复和冤家械斗,违者严惩不贷。”1月底,甘孜县旧政权党、政、军和宗教、上层人士派出以土司孔萨益多为代表的欢迎队,去康定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
孔萨益多一行离开甘孜后,甘孜解放已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各种社会势力及其头面人物都为自己的前程去留忧心忡忡。国民党驻甘孜部队内部矛盾日趋尖锐。此前,国民党九十一军随从副官张崇智,随九十一军军长黄某曾来甘孜活动,黄某离甘孜后,张崇智留甘孜处理黄某安排的善后事宜。因未给二十四军驻甘孜营长杨仁山和行政公署专员范昌元送钱送物,引起杨仁山和范昌元冷眼相待,双方积怨很深。张崇智在甘孜孤立无靠,无钱挥霍,顿思歹念,企图杀死杨仁山以控制军权,求得投靠解放军的政治资本,或聚敛钱财另谋生路。在张崇智主谋下,伙同裁缝李某、国民党甘孜县警察局巡视员彭子祥,策动杨仁山部下排长郑家有、杨营六连中士孙焕章、专署警卫连中士严开福、杨营某排排长李克云,并上士3人,中士4人,士兵4人,约定2月4日晚杀死杨仁山。当晚深夜12时许,向杨仁山寝室投下手榴弹一枚,手榴弹爆炸,但未伤人。事败后,兵变成员大部分逃跑,张崇智、李克云等人被抓获。部分被扣押在杨营监禁。2月5日下午,主谋张崇智被枪毙,李克云吞鸦片自杀。此为名噪一时的“杨仁山事件。”张崇智等人出于个人恩怨,能策动众多杨营属下士兵参与谋杀杨仁山的行动,究其原因为杨营士兵受杨仁山盘剥虐待颇深,士兵们长期领不到薪饷,连应发的服装也不给。士兵们生活十分困苦,特别是家有妻室儿女的士兵难以维持生计,士兵们在饥寒交迫中痛苦挣扎,还被杨仁山强迫挖金种地,收获一律归杨仁山私人所有。杨营士兵大部分吸食鸦片,民众讥讽曰:“杨营士兵两杆枪”(一杆烟枪、一杆步枪)。杨妻经营鸦片又从中盘剥士兵,使其生活更加困苦不堪。他们得知解放军已抵达康定,不久即将来甘孜的消息后,想乘机打死范专员和杨营长投向解放军,终被张崇智等人所利用,加上缺乏严密的组织纪律,遂导致彻底失败。此时杨仁山已执行刘文辉通电起义,士兵们在杨仁山宣布起义后受张崇智等人诱骗,必然被范昌元,杨仁山等人抓住把柄,以“兵变”论处。
吴忠师长率领的一五四团先遣支队4500余人于1950年4月4日从雅安出发,经过20多天艰苦行军,于28日到达甘孜。当日下午,部队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3路纵队威武雄壮,英姿昂然地步入甘孜县城,受到甘孜县3000多各族群众热烈欢迎。包括国民党行政专员在内的一些旧军政人员也参加了欢迎仪式。4月的甘孜,仍然寒气袭人,朔风透骨。为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尽量不烦扰群众,吴忠师长率众顶风冒寒,露天住帐篷扎营。只是为了支队部便于开展工作,吴忠师长接受了当地旧政府和接待人员的安排,和天宝同志住在一个头人家里,住宿、办公条件也不过是楼上住人,楼下是牲畜圈,卫生条件很差。部队刚住下,国民党公署专员范昌元便偕同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前来拜会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汇报了他们执行刘文辉通电起义情况,表示今后愿在新政权领导下,为部队进藏和地方建设尽心尽职,努力工作。
5日12日,在甘孜县中山广场举行了甘孜县和平解放军民庆祝大会,5000多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参加了庆祝活动。当时,甘孜县全县总人口35307人,城区总人口仅3789人,能有如此众多的群众参加庆祝活动,反映了受尽苦难的藏族群众渴望翻身解放的迫切要求。说明进藏部队在入甘孜后短短的14天时间里,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认真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爱戴,表明了部队坚决进军西藏,解放受苦受难的百万藏族同胞的信心和决心,为争取群众、建立巩固的进藏前哨阵地奠定了基础。
四、共渡难关
五十二师先遣支队既是一支准备进藏作战的部队,又是一支地方工作队,不但要为大部队进藏作物资准备,还要修筑公路、机场,协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权,任务十分繁重。甘孜县西距金沙江240公里,金沙江西岸的昌都地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西康省所辖,但既无政权组织,也无一兵一卒,实权操纵在土司、头人和寺庙手中。以东的地区,国民党统治也十分薄弱,属于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所控制,给部队进藏准备工作带来更大困难。基于这种特殊情况,进藏工作必须得到当地上层僧俗人士的合作,并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扎根于群众之中,以取得广大藏族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由于地广人稀、补给线长,对昌都地区缺乏了解等原因,先遣支队决定由一五四团政委杨军率该团二营进驻位于甘孜县西北、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县,便于及时了解金沙江西岸情况,为尔后进军西藏准备条件。
部队安营扎寨不到10天便面临着供给困难的严峻考验,出发时靠肩背马驮的粮食吃完了。川内后方距甘孜县最近地段的雅安也在600公里以上,国民党欺世盗名所修筑的川康公路,宣布建成之日亦即废弃之时。补给主要靠空投,各级领导和部队都对空投寄予很高的希望,但空投效果却不理想。青藏高原素称空中禁区,年青的人民空军飞行员,驾驶着缴获的美制C—46运输机,不顾飞机陈旧,飞行性能差,又缺乏高原飞行经验的严重困难,冲破高原天险,胜利地进行了空投。但由于飞机载重量小,数量有限,又受高原气候和通讯保证等条件的限制。部队到达甘孜的20天中,只有6架次空投成功,共投下大米2.3万斤,不足4500人及1400匹骡马两天的需求。为了不加重群众负担,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部队遵照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坚决不向当地群众征粮。为了应急,以1.56万块银元,在旧政府和当地头人帮助下,采购了青稞13万斤。这笔钱,当时在川内足可以买几十万斤大米。
粮食的缺乏,迫使部队节食。5月1日是部队进驻甘孜的第4天,为了节约粮食共渡难关,吴忠师长毅然决定,每人每天只发一斤青稞,磨成面便只剩七八两了。吃不饱便组织大家挖野菜,捕捉麻雀和草地老鼠。但喇嘛们便放出风来,说这些小东西是神物。为了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吴忠师长又下令禁止捕捉。大约有一个月时间,部队都是在这种半饥半饱状态中度过的。部队除坚持训练外,还要抢修公路和机场,干的都是力气活,必然影响部队的情绪。上级原决定在公路修通前派一个空军师为部队空投,每人每天可加半斤肉食,可是现在连青稞也填不饱肚子,使领导干部在部队面前也难于做好思想工作。但是,尽管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部队仍然秩序井然,军心稳定。也只有人民的军队,才能够战胜诸如补给困难等一切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和吴忠师长在全体指战员面前的模范形象和崇高威望是分不开的。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吴忠师长曾任这个团的团长,官兵对他非常了解。在1946年的章缝集战斗中,部队曾将吴忠团长(当时为五十八团,后改为一五四团)的英雄事迹编成歌曲,在部队中传唱,称赞他是机智勇敢的指挥者,为他后来带好这支部队不畏艰险转战南北创造了条件。
为了战胜眼前暂时的困难,共渡难关。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等主要领导干部除积极做好全体指战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外,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生活上毫不特殊,保持和发扬了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此鼓舞士气,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5月中旬的一天,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决定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如何加强部队管理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的宿舍里召开。大家来得很早,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还没有吃早饭。由于粮食极度紧张,吃不饱饭,同志们情绪很不好。有几个营级干部紧绷着脸,见了首长也不敬礼,一屁股坐在地上,背朝着师长一声不吭,态度很冷淡。吴忠师长非常理解同志们,表现得极为宽宏大度,高兴地招呼同志们坐下。人们陆续到齐,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开始吃早饭,警卫员送来一盆开水、一碗炒面、一盘野菜。师长和天宝同志各往自己的搪瓷缸里倒进半缸开水,抓上两把炒面,用筷子搅成面糊,再拌点野菜,三下五除二,一顿饭便吃完了。同志们对官兵一致的生活看得十分真切,气氛也不再那么沉闷了。会上,同志们无所顾忌,争先恐后发言,有些话虽然相当尖刻,但讲完后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吴忠师长指出,目前的粮食问题,只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不但上级机关非常关心我们眼前的困难局面,而且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吃不太饱,这同1936年红军在甘孜时,既要筹集粮草,又要同强敌作战的艰难处境相比,我们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吴忠师长还特别强调,领导干部无论在战时或是平时的和平环境中,都要做下级和战士的表率,不管遇到什么险恶和困难局面,都要刚毅沉着,坚定乐观,积极做好部队思想工作,只要干部队伍不乱,部队就不会乱。会议在和谐宽松的气氛中结束,鼓舞了同志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5月28日,先遣支队在旭日岭广场召开了排以上骨干分子大会。会前,吴忠师长要求排以上各单位把历年艰苦征战中获得的奖旗都送到指挥部,开会时全部悬挂在会场。目的在于总结工作,表扬先进,鼓舞士气,克服困难。会上,吴忠师长总结了进入甘孜一月来,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对一月来在进藏准备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予以表彰;严肃地批评了当前部队由于缺粮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认真分析了当前出现一些情绪的主客观原因。着重指出,当前部队出现的一些消极思想,客观上是由于缺粮,但根本的原因还是一些同志对进军西藏缺乏牢固的思想基础。当前,如果我们只强调后勤供应的解决,而不注意强化斗志,并树立正确的苦乐观,就不能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吴忠师长指着一面面奖旗,历数它的来历和光荣业绩,耐心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语意深长地要求大家牢记我军宗旨,发扬革命传统,共渡当前的难关,随时准备迎接新的考验。通过革命传统教育,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能振作起精神,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艰苦的进藏准备工作。
五、军民鱼水情
部队安营扎寨以后,如何争取群众,发展良好的军民鱼水关系,以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是为进军西藏作好战前准备的又一重要课题。吴忠师长凭借他1936年长征时期在甘孜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以及先遣支队抵达甘孜一月以来的实践经验,经过分析总结认为,甘孜是一个特殊的军事天地,行军打仗都不同于内地,不但生活习惯有所差别,语言不通,难于交流和沟通军民关系,而且风俗、信仰较之内地差异很大。过去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天下,推翻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今天在新的特定环境,保持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固然重要,但更要学习实践、贯彻执行好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才能完成进军西藏的光荣使命。吴忠师长联系长征时期自己在甘孜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向同志们指出:“藏族群众质朴、豪放、待人热情,但他们当中有些人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对我军心存疑虑。虽然15年前红年曾在这一带活动过,但是那时部队是流动的无后方作战,几万人马的给养要就地解决,对群众确实是一个沉重负担,加之斗争又很残酷,这中间难免因政策界限不清而发生一些问题,这些都给敌人的挑拨离间以可乘之机。”为了做好群众的宣传工作,使部队扎根于群众的土壤,多次组织指战员学习部队进入康区以后的政策、纪律,要求人人严格遵守。部队不但做到了过了大渡河以后就不住民房,在甘孜安营扎寨以后,也长期住在帐篷里。工兵营帐篷不够用,就在飞机场周围斜坡地带挖土坑住宿,近似于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官兵住的猫耳洞。而且还制订了不进寺庙、不乱借群众用具、不征用民工等严格的纪律。当时群众中曾流传着十八军一战士打死了一只乌鸦,因违犯了军纪,受到了极为严厉惩处的故事。部队处处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不但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对比,军风军纪比起红军长征时期更加严明。很快赢得了新汉人、“金珠玛米”(解放军)好的美称。
为了进一步发展军民鱼水关系,建立巩固的前哨基地,支队部吸收了8名懂藏汉两种语言的当地青年,组成“通司”班,每次下乡开展社会调查都有一至二名翻译,从而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同时吴忠师长还向干部战士提出了人人都要学习藏民族语言,把它作为“生活高原化、军事康藏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提倡学习藏话以后,很快便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新景象。干部战士都主动用刚刚学到的半通不通的藏话,比比画画、指指点点地向群众宣传政策,交流感情。藏胞们虽然似懂非懂,但从他们惊异、兴奋的表情和不时伸出拇指的举动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感到这支军队是可亲的,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有的藏胞家附近住有部队,开始时不大放心,外出把门锁上,后来,亲自感觉到解放军的确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人民军队,外出不但不锁门,还请战士们帮他们看家。有的藏胞见部队住在帐篷里,一定要把他们请到楼上去住。三连小炮班战士宋茂之在雅砻江中放木排,不慎把借用排长的卡宾枪掉进江里,部队多次组织人员潜水捞、顺流找,都不见影子。半个月后,藏胞葛洛在下游的河滩发现了它,爱枪如命的葛洛,拿着这支精巧的卡宾枪反复摆弄,爱不释手。人民军队在甘孜的爱民行动感动了他,这位身材魁梧
的藏胞满怀激情地把枪送到了指挥部。他说:“枪再好再可爱,也没有解放军好、也没有解放军可爱,解放军对我们太好了,我若不把枪送回来,就没良心了。”吴忠师长亲自接待了他,并把丢枪战士宋茂之找来,让他接过葛洛交还的枪,同葛洛合影留念。飞机空投的物资,经常被风吹到很远的地方,难于找回。一次,一位藏胞翻山越岭送来两只空投下来的小铁皮桶,里面装满了银元。象这样送还空投物资的感人事情,竟有数十件之多。
部队从康定到甘孜,行程380多公里,一路上不派“乌拉”,不侵扰群众,深得群众拥护,行军路上,有的小喇嘛紧跟不舍,坚决要求参军。在甘孜住下来后,也多次出现当地青年、小喇嘛要求参军的动人情景。许多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找到国民党县政府,要求废除“乌拉”差役。5月初,国民党二十四军杨仁山营接到西康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开赴大邑接受整编。杨仁山过去一贯欺压百姓,“乌拉”差役十分繁重。5月13日,杨仁山营从甘孜出发,也只得雇请民工,不敢再派“乌拉”。过去凡诉讼之事,群众都找土司喇嘛断案,很少找政府解决。现在,许多群众有了诉讼之事,都直接找部队解决。吴忠师长百忙之中也多次接待了因诉讼来访的群众。例如,兰州天兴隆号甘孜分店店主敏子俊,残酷欺压剥削雇工马只巴和董纯男,二人不堪虐待,找到部队控告店主的恶劣行为。吴忠师长亲自接待,并将此案移交国民党甘孜县警察局处理,并派出民运干事王某监督处理,使敏子俊盘剥雇工之事得到妥善解决。
吴忠师长在教育、鼓励先遣支队指战员为群众多做好事,使部队取信于民,争取得到群众广泛支持和信任的活动中,注意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做到有的放矢,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1950年8月底,正是收割青稞的季节,干部战士纷纷奔向军营附近的乡村,帮助群众收割青稞。一次某班战士帮助一户群众在一块地里收割青稞,走来几个喇嘛,正忙于收割的藏胞急忙放下镰刀,向为首的喇嘛弯腰低头,对方好象根本没有看见,只是指使随行的喇嘛把已经割下捆好的青稞抢走。帮助收割的战士火了,上前一把扯下。可是主人不但不反抗喇嘛的行为,还毕恭毕敬地请喇嘛把青稞拿走,而且对战士流露出不高兴的神情。事后他们才了解到这里人人信教,他们笃信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生,他们今生受苦是因为前世有罪,要想来世好,今生要修行。喇嘛能够为他们超度来生。吴忠师长通过这件事例要大家引以为戒,要求大家多了解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提高政策观念,不要急躁盲目地去做一些超越群众觉悟的事情,使部队受到了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加深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理解,提高了部队的政策水平。群众也更加热爱部队,使甘孜这块天地成为部队扎根于群众的土壤。部队刚入康不久,寺庙大量收集囤积藏洋,一时间市场上藏洋缺乏,商人也因迫于寺庙压力拒收银元,给部队购物造成很大困难。吴忠师长召集寺庙喇嘛和当地商人召开座谈会,寺庙喇嘛迫于形势表示停止收集囤积藏洋,并且在会上发言:市场上拒用大洋是不对的,不能给解放军为难。从而改变了市场上拒用银元的状况,使部队能将空投的银元在市场上采购所需物资,适当缓解了空投不足的困难。
文稿来源«甘孜州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