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章谷土司历史概况（下）
郎 加 邓俊康
霍尔章谷土司与佛教的关系
章谷宗教的发展，在第七代土司泽登罗布继位之前。地方的宗教信仰是以本教(黑教)为主，黑教寺庙的创建也较其他教派为早。据说，很早以前章谷仁达沟就建有一座较为著名的黑教寺庙，创建人是格西拥忠登真。是章谷土司的妻兄，由于他和土司有姻亲关系，修建寺庙得到土司的大力支助，大殿的规模和内部的佛像、佛经、佛塔的设施都比较宏大完整。寺庙建成后，入寺僧众逐年增多，以后又出了几个修道有成的喇嘛。因此，这所寺庙影响所及，不仅章谷境内，就是境外本教喇嘛和信教群众都到这所寺庙学经和朝拜。由于拥忠登真既是寺庙的创建人和主持者，又是熟谙经籍很有作为的喇嘛，虽然当时还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制度，但他受到土司、头人的尊敬，能够经常参与议政。因而加深了寺庙与土司统治的关系，促进了黑教在章谷的一时兴盛。此后由于红教的兴起，章谷也兴建了几座红教寺庙。
明朝末年，五世达赖建立噶丹颇章王朝，黄教在藏区各地崛起。1650年霍尔·曲及昂汪彭措在章谷修建了霍尔章谷寺(即炉霍寿灵寺，黄教十三大寺之一)。当时章谷第七代土司郑吉·泽登罗布鉴于章谷寺是顾实汗全力支持五世达赖宏扬黄教而建成的寺庙，而且主持修建者又是出自“霍尔”血缘的高僧，寺庙的兴衰对土司的统治影响很大。因此在建庙之初，土司就将原在官察附近的两所红教寺庙的庙址划为修建章谷寺的庙址。同时亲自去西藏朝觐达赖奉献贡品，为拉萨祈祷法会上巨额布施，并向噶厦官员馈赠大量礼品，一方面进一步密切与西藏的关系，一方面为提高章谷寺在宗教上的地位向五世达赖提出了三项请求：一是请选派技艺高超的西藏工匠为章谷寺铸造一尊银质释迦牟尼像作为寺庙的主佛；二是请选派西藏高僧作为章谷寺的主持；三是请准许按拉萨大祈祷法会的组织程序和规章制度创建章谷大祈祷法会。这些请求都得到了五世达赖的允许，除指定在西藏坐静修行的高僧格聪老喇嘛为章谷寺的主持；赐给章谷寺一些非常珍贵的佛迦叶、舍利子和经卷典籍外，并准许章谷寺建成后，按佛教的规定，在释迦牟尼佛殿屋顶上，树立金顶作为寺庙具有特别珍贵的佛像、佛经，佛塔的标志。
泽登罗布在西藏还皈依班禅受到传经。班禅赐给章谷寺十五幅珍贵的唐卡。(唐卡画是根据古印度善自在王著《如意藤》的内容绘制释迦牟尼行道的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散失了一幅，另十四幅是由寿灵寺的一个喇嘛，放在其母的尸匣里保存下来，寺庙开放后，喇嘛才将唐卡献出，并由寺庙按散失的那幅内容重新补绘了一幅。
由于章谷寺的创建得到达赖和班禅的支持，并赐与了十分珍贵的锦像、佛经、唐卡等，使章谷寺在康区黄教寺庙中有了很高的地位。
泽登罗布还沿用西藏噶丹颇章(义释为兜率宫，1518年乃东大师徒弟扎西扎巴将哲蚌寺内的一座青石殿堂献给二世达赖根敦嘉措取名噶丹颇章，1642年顾实汗将西藏三区十三州政教全权悉以供养五世达赖又在此建立了噶丹颇章黄教政权)的名称为章谷寺取名为“噶丹绕登朗吉岭”，在寺名上冠以“噶丹”以表明寺庙的修建和安装金顶是藏王和五世达赖的恩赐。
此后，顾实汗又为寺庙赐名“泽得岭”（译意为“寿灵”）并颁赐印信和有藏、汉、蒙三种文字的金字匾额，从此章谷寺又称寿灵寺，名声越来越大。章谷土司作为寺庙的大施主，也就进一步利用寺庙的影响，来维护和巩固对辖区的统治。
泽登罗布限据拉萨大昭寺大祈祷法会的组织规章，制定了霍尔章谷寺大祈祷法会规章》。为了使这个规章能够得到实施，又叫他的弟弟倾则洛桑克珠，担任寿灵寺的住持(洛桑克珠曾在西藏学经，取得了“格西”的学位和僧官“倾则”的职称，按规定有了倾则的资格就可以担任寺庙中的各种高级职务)。洛桑克珠即以住持的职权，根据原订大祈祷《法会规章》和章谷的实际情况，又制定了《倾则·洛桑克珠规章》，进一步将法会的组织、权力、程序、仪式形成更详尽的条文。这些条文实质上就是通过寺庙的法会组织来进一步实现并巩固政教合一的统治，确认寺庙享有各种特权的合法性。
泽登罗布为了强化政教合一的统治，不仅根据佛教的十善法制定了土司统治的法律，还在寿灵寺大殿的楼上，修建了一座土司住寺的寝宫。宫内设有经堂、客堂、议事厅，土司可以经常住寺与寺庙住持、执事商讨处理政教事务。
泽登罗布以崇奉宗喀巴的虔诚信徒自居，他潜心学佛，以佛教的“至宝”为修佛之本，颂扬宗喀巴为众生安宁、生产丰收、讲经兴盛、修道昌隆的旨意，来振兴寺庙，宏扬佛教。
为此，他十分重视寺庙扎仓(藏传佛教僧众学习经典的僧院)的兴办，认为入寺喇嘛遵守戒律，学好经典与扎仓办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对一些有衰退现象的扎仓，就及时加以扶持整顿，促使其巩固发展。在办好寺庙扎仓的同时，又鼓励、支持寿灵寺的喇嘛到西藏学经。原来章谷各寺庙的喇嘛去西藏学经，容许个人自愿选择学经的寺庙，后来，因为西藏三大寺之间，为争夺章谷地方的僧源，引起矛盾，发生争执。为避免因此造成纷争影响章谷喇嘛去西藏学经，泽登罗布又请示藏王确定：凡章谷寺庙的喇嘛去西藏学经只许入哲蚌寺；在其它寺庙学经者回寺后，不予承认其在藏学经的资历。
泽登罗布为了土司家族敬奉神佛和坐静念经有固定的场所，又在官寨子内修建了一座佛殿，同时为保持佛殿经常有喇嘛管理和做好佛事，由寿灵寺选择了修习密宗有成就的喇嘛二十五人为“霍尔喇”（即土司的喇嘛)，常年在官寨子的佛殿内念经，由于“霍尔喇”经常出入官寨，享受免差等特殊优待，其社会地位也较一般喇嘛高一些，受到世人的尊敬。土司官寨每年为宗教佛事活动和供养“霍尔喇”有一笔较大数额的财物开支。
泽登罗布在执政后期，更加潜心修佛，为求清静，在官寨子附近（城关乡洛乌村)还修建了一座洛乌日泽专供土司坐禅。(此后，各代章谷土司均学习先辈修佛，在这所日泽里坐静参禅)。
泽登罗布在世，正值黄教发展兴盛时期，为兴建寺庙，宏扬佛教有过建树，加之他受黄教教义影响较深，学识品德亦受人称道，当时贵族阶层赞誉他的德行，可与西藏三法王(西藏史学家称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热巴坚三藏王为祖孙三法王)相比。由于他在世的声望高，土司家族及其下属头人、幕僚在他死后举行了规模很大的隆重葬仪，并将骨灰装入柏木雕刻的佛塔，连同生前所用珍贵器物，安放于佛堂内供奉，长年香火不断。
第九代章谷土司汪清占堆在位期间，仍然继承先辈遗志，十分重视佛教的发展。而且由于康北红教嘎拖寺、白玉寺、竹庆寺等几大寺庙在康区有了较大的影响。当时土司头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主要是随着从统治者利益的得失出发，凡是能够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不分什么教派都会受到支持。当时的红教喇嘛降刚羊批、宗达多吉台就在土司的支持下去白玉寺学经，几年后，他们回到章谷修建了降刚寺和宗达寺，分别成了两寺的主持，这两所寺庙的建筑设施，内外规格，都仿白玉寺作蓝本建造，并作为白玉寺的分寺，是受到土司头人所崇奉的主要寺庙。还由于寺庙清规戒律要求严格，加之寺庙主持降刚羊批曾代表章谷土司进京朝见皇帝，受封国师。这就更加提高了寺庙的宗教地位。当时章谷邻近地区和丹巴、阿坝等地的红教寺庙都要派喇嘛扎巴到该寺学经。
章谷土司在扶持发展红教的同时，也大力发展黄教，极力扩大寿灵寺在宗教上的影响。于1829年，又扩建了寿灵寺的大殿和经堂，并将霍尔章谷历代土司宏扬佛教的业绩，利用经堂四壁彩绘了壁画，意图以寿灵寺作为土司世代家庙。此后，又采取各种办法迫使章谷的一些小寺庙归属寿灵寺成为他的分寺，以巩固和发展寿灵寺在宗教上的领导地位。
第十代章谷土司扎西汪加，为了超度在抗御贡布郎结的战斗中牺牲的父亲和部属，他将贡布郎结占领章谷期间在鲜水河桥头修建的碉楼改建为佛堂。泥塑千手观音一尊，规定每年藏历四月，在佛堂举办一次法会。法会会首由章谷土司下属农区四大乡，各选二人每年轮流担任会首(担任会首人户可以豁免一切差役)。法会的佛事活动主要以格聪活佛家庙里的住寺喇嘛为主，并由家庙住持喇嘛主持法会的进行。法会期间章谷各寺的喇嘛和信教群众均可自愿参加，同时要吃哑巴斋(又叫禁食斋，佛教徒断饮绝食，每隔一天吃一顿饭，吃斋期间不能说话，是行苦行的一种宗教活动)。
世袭头人的分治与清末的改土归流
公元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土司扎西汪加去世，因绝嗣，土司世袭中断。又因扎西汪加在世不问政事，实权早以旁落。因此，他去世后，即由原土司下属四个相子的学洛家、向巴家、刻木杰冲家、杰中纳各家，分别管辖宜木、斯木、雅德、泥巴四个大乡，从此章谷结束了土司世袭统治，而代以四大头人的世袭统治。
自1865年(同治四年)藏军配合清军平息瞻对贡布郎结之变后，藏方由清朝索取军费白银十六万两，清朝拒付，藏军遂长期占据瞻对章谷等地，且虐政横征，恃强藐法，不听清朝节制。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朝即谕令四川总督鹿传霖派提督周万顺为帅，率安定各军，自打箭炉(康定)出关，又从木雅等地动员明正土司民兵协同攻打藏军。进攻章谷时，藏军动员章谷然马公牧民的武装马队及章谷寿灵寺的数百武装喇嘛，配合藏军抵御清军，经过战斗，终因藏军失利，被迫溃退。周提督率军相继攻克朱倭、章谷、瞻对等地。
同年十一月，四川总督鹿传霖向清朝提出对三瞻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的具体方案，对霍尔朱倭、霍尔章谷两土司的改土归流则仿金川五屯之制，设立屯官，作为差缺(所谓仿“金川五屯之制”就是采用乾隆年间对大小金川地区先用兵，然后实行改土归流的经验)，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置炉霍屯(章谷改称炉霍)。
鹿传霖实行改土归流，招致西藏上层集团的抗议(十三世达赖又派人往北京控告)和康区土司、头人、喇嘛的反对，当时章谷大头人学洛家、杰中纳各家也闻风而起积极煽动其他头人采取反抗行动。清朝为了避免与西藏地方政府公开决裂，导致外来干涉和顾虑康区为之引起动荡，遂下令调走鹿传霖；撤回了驻三瞻的驻军。于是改土归流遂告落空。瞻对等地随之又交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炉霍又恢复了头人统治，密切了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
1904年(光绪三十年)赵尔丰调动重兵，平息藏区战乱之后，继续实施改土归流，复置炉霍屯，派吴庆照为屯员。当时炉霍四大头人为了维护统治，仍然反对改土归流，准备组织武装对抗。继经头人集议磋商，认为驻康清军势大，地方武装力量不足，不能冒然以武装对抗，于是策划采取抗缴公粮的办法，并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制造了反屯员吴庆照的事件，来抵制改流政策。炉霍屯员为对付此项预谋，察知四乡头人之间亦有矛盾，即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拉拢亚德、泥巴两乡的头人，使他们接受了完粮纳税的政令。这两个乡之所以能够归顺政府，服从政令，究其原因，是藏军已被清军战败撤走，而清军人多势大，不得不顺风使舵，加之清朝对归顺者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优抚措施，除按规定减免应征粮赋外，还针对百姓普遍信佛的特点，提出一定数量的粮食，拨给亚德、泥巴两乡的寺庙，藉此安抚寺庙以收民心。
当时清朝以炉霍系川藏交通要道，西进须以道孚、炉霍等地作后援，为安定地方，改土归流不仅对归顺之乡施以优抚，对其他各乡措施亦较缓和。虽然如此，但宜木、斯木两乡的头人学洛家和杰冲纳各家仍然坚持反对。特别是头人杰冲纳各狡诈阴险，他以“坐静修佛”作掩护，表面上不过问政事，而暗中却出谋划策，指使他人去做违抗政令的事。他的这种阴谋活动，被雅德、泥巴两乡的头人觉察，向政府秘密揭发，而且指出，如果此人不除，炉霍地方政权就很难巩固。政府据此，将相子(宜木乡大头人)杰冲纳各逮捕处决。
杰冲纳各相子被处决后，斯木乡大头人学洛相子(学洛尔吉登真)并未因此有所敛迹，而终止反改土归流的活动。他认为炉霍屯官的设置，完全剥夺了头人应有的权力，决不甘心受人宰割，于是带头指使宜木、斯木两乡百姓公开抗缴公粮。这种公开抗缴反抗行动，自然为政府所不容，但就当时情况，抗缴公粮已形成群众性的行动，如对学洛相子采取公开逮捕的方式又恐激起民变，扩大事态。炉霍屯官即收买由内地流落到炉霍的垦荒者四人，使用带毒的长茅利剑，趁学洛相子耍坝子的机会，于黑夜窜进帐幕，将其刺伤，四名刺客中被相子警卫当场击毙三人，另一人趁混乱脱逃。学洛相子因受伤过重，毒性漫及全身，于三日后死亡。事后，他的家属亲友因畏惧株连，被迫逃往瞻对所属麦科牧区的麦洼部落躲避。后来又因麦洼部落与相邻部落发生纠纷受到攻击，麦洼部落无力抵御，被迫迁移，因此，学洛家也随麦洼部落的几百户人一同迁往阿坝州的红原定居，由于这几百户人的迁入，逐渐形成了一个区(今阿坝州红原县麦洼区)。
学洛家在阿坝定居后，学洛尔吉登真的儿子学洛德清多吉出家当了喇嘛，并以麦洼部落的名义修了一座寺庙，自己担任该寺的领经师，以后又相继担任该寺铁棒喇嘛。由于他是学洛相子的后代，又有一定的宗教地位，因此麦洼部落和寺庙的大事都由他决定处理，成了部落中最有威信的人。
学洛家的家属逃离炉霍时留下了一个女儿看守官寨子(相子的寨子)。这个女儿原来招赘的女婿是瞻对贡布郎吉派驻章谷的阿支家的拥珍，后来贡布郎吉败亡，拥珍受到政府的追究，加之夫妻之间不和，学洛家的女儿即逃往色达，接着又和拥珍的表弟洛乌降泽同居，因洛乌降泽原是宜木乡热洼家的女婿，与学洛家女儿同居，既怕政府追究又怕热洼家纠缠，于是一同逃往甘孜冷冲。因学洛相子在世时，曾为冷冲地方做过一些好事，又与章谷第三代相子汪修占堆沾亲，所以冷冲的头人为念旧情，就将他们二人安置在冷冲绕登则村的一座庄房里。直到1939年雅德乡大头人相子益西多吉才将洛乌降泽一家接回炉霍。
以后相子益西多吉又促成雅德乡查瓦达尔汗家将独女益西知玛许配给他的小儿子罗绒泽翁为妻，承袭了查瓦家的达尔汗，继又促成雅德乡波洛达尔汗家将独女则呷许配给他的三儿子洛真，承袭了波洛家的达尔汗。由此学洛家又逐渐在炉霍恢复了头人的势力。
宜木、斯木两乡的大头人杰冲纳各相子和学洛尔吉登真相子被政府处决以后，使两乡大头人下属的达尔汗不敢再聚众抗拒政令。但为惩罚对抗，奖励归顺，政府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措施，对服从政令的雅德、泥巴两乡，酌情减免应交公粮赋税；对抗拒政令的宜木、斯木两乡则按应缴公粮赋税增加百分之五十，而且作为明文规定通令执行，(这项规定直至民国时期仍沿例执行，未予变更)。
与此同时，政府鉴于地方百姓普遍信奉佛教，炉霍寿灵寺作为信教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寺庙，在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为此，改土归流，虽然限制各寺庙喇嘛数额，削弱各寺庙享有特权，但对寿灵寺则予特殊照顾，准予保持土司统治时期寺庙享有的各种特权。但寿灵寺并未因此改变对政府的敌视态度。其主要原因一是该寺创建以来，一直受到土司的扶持，规模逐年扩大，在政教合一体制中享有很大的特权，改土归流以后，虽然政府容许保持原有特权，但废除土司制，对寺庙享有的特权无疑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如土司统治时期可以为所欲为。二是该寺与西藏上层集团关系密切，西藏反改土归流亦必然使该寺有恃无恐而随之附合。
民国时期炉霍头人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致使清朝改土归流告终。继因国内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加之西藏上层亲帝势力入侵康区，原被废除的土司制度又逐渐复活。民国以来曾设官吏管辖地方，但由于地方头人和寺庙势力抬头上升，政府只好采取羁縻政策以息地方势力对政府的反抗。同时鉴于寺庙的影响，相应地还采取了一些安抚寺庙的措施。
1927年(民国十六年)寿灵寺四个康村(康村，系藏语译音，即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中扎仓下面的一级组织，按在寺喇嘛扎巴籍贯地域划分组成的僧团)，掌握实权的喇嘛——宜木康村的斯中甲纳布、斯木康村的若海兄巴、泥巴康村的公却洛洛、西可康村(即雅德康村)的班觉卡鲁，勾结宜木乡的头人谷一公却、雅德乡的宗达格交、丹珍翁加，泥巴乡的金达泽汪哀朱，斯木乡的莫委仁真翁沙，沆瀣一气，把持地方权力，对地方政府贯彻政令，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于是民国政府为拉拢他们，采取了封官许愿的办法，对寿灵寺四个康村的实权喇嘛，分别委任为“团总”(相当于乡长的职务)，意图加以控制。谁知他们利用两重身分(既是寺庙四大康村的掌权者又是地方政府的官吏)的权力，更加为所欲为。政府对此一时无可奈何，为权宜之计只要求他们按年督催四乡上粮纳税，保持地方安定，其他就不再过问，容许由他们按头人和寺庙的规定办事。可是这样一来，百姓就要为政府、为头人、为寺庙上粮纳税，支应差役，沉重负担，使百姓陷入了更深的痛苦。
当时，政府为对付地方势力，意欲以武职人员的胆略来治理地方。自1931年起即开始派校级以上干练军官担任炉霍县长。但均无济于事，至1934年炉霍先后换了三任县长，每任县长到任仅仅一年就被迫离任。1935年2月陆军中校吴文渊继任县长，上任不到一年，于同年12月就发生了寿灵寺组织武装包围县府驱逐县长的事件。事件发生也并不偶然，只是在此之前所发生的对抗行动不如这次严重罢了。当时寿灵寺为了对抗政府，经常借故挑衅。恰好有一天县府彭通司(翻译，小名长娃子)带着两个儿子去宜木乡热河坝村的热水塘洗澡，由于彭通司常受县长驱使与寺庙作对，寿灵寺即准备先杀死通司，然后包围县府，驱逐县长。于是组织喇嘛武装分两部分行动，一部分去热河坝杀死了通司父子三人，一部分(约200多喇嘛武装)则包围了县府。以后将被杀通司的尸体抬进县府示威，逼迫县长吴文渊限期离开了炉霍。
县长被驱逐出境后，寿灵寺又继续清查寺内的亲汉喇嘛，免去了该寺密宗院的领经师泽仁扎西(又名多勒西各)领经师的职务，并开除庙籍，被逐出寺。原来泽仁扎西是由色尔巴流浪到炉霍的喇嘛，因善于同地方官吏接触交往，在政府官员支持下进入寿灵寺当上了领经师，具有一点权力，因而引起寿灵寺当权喇嘛的嫉恨。泽仁扎西被开除出寺后，县府官员就唆使他到康定向刘文辉(二十四军军长)，呈述寿灵寺当权喇嘛不服政府管辖，在驱逐县长以后，更加横行无忌，对亲政府的喇嘛加以迫害等等，引起了刘文辉对事态发展的重视。
接着，刘文辉即命令二十四军驻甘孜的二十九团团长张行采取措施予以处置，于是张行即率领部队驻炉霍。二十九团到达炉霍后，张行赓即命令部队包围寿灵寺将该寺违抗政令的为首喇嘛泥巴康村的大领经师白马群迫、雅德康村的班觉卡鲁(兼任政府委任的团总)和当年担任“更巴”(即司库、管家)的格沙登哥、斯木康村的若海兄巴(兼任政府委任的团总)和当年担任铁棒喇嘛的墨洛坎交、宜木康村当年更巴咔达公卡等人逮捕。同时又逮捕了支持寿灵寺喇嘛反对政府的斯木乡头人尤斯勒交。这些人被认为是罪大的为首者，捕后不久即被枪决。除此，为了惩戒寿灵寺，还将另外几个主要喇嘛，俄热登朱、益娘扎洛、怕霞咔(铁棒喇嘛)、阿拉(格西)等四人逮捕，押解至甘孜关押，作为处以巨额罚款的人质。一年后，寿灵寺缴清了罚款，关押在甘孜的这些人质才被释放回寺。
团长张行在镇压了寿灵寺的喇嘛和斯木乡的头人后，为了进一步威慑地方上的喇嘛头人，对于不服管辖的朱倭末代土司钦绕降央汪修也趁势将其逮捕枪决。并将朱倭土司所辖地区划归炉霍县管辖，设朱倭区。
此后张行作为炉霍驻军会同政府治理地方，采取了利用地方势力矛盾，拉拢一方，打击一方的策略；对不服政令者，除使用武力镇压外，并沿清朝旧例处以巨额罚金和加重差役粮赋。
与此同时，刘文辉为控制康区，除派驻武装压境外，也采取所谓德化的怀柔政策，极力宣扬佛教，并以个人崇信佛教为名接受炉霍寿灵寺五世格聪活佛的灌顶传经。以后又利用格聪在宗教界的地位任命其为西康省政府委员并以大量物资向寿灵寺发放布施，使上层喇嘛和寺庙能够以宗教的影响来维护统治。对于寺庙和当地头人的原有特权和利益则在服从政令的原则下不加干涉，主张恩威并施。
注：
霍尔：藏汉大辞典解释，不同时期所指的民族不同，元代指蒙古人，元明之间指吐谷浑人，现代指藏北牧民和青海土族。另有一种解释，“霍尔”是蒙古大汗，汗的变音。藏语有“甲，柏、霍耸、呷、达、扯耸”的比喻，意为“汉、藏、蒙、星、月、日”其中藏语“霍”就指的是蒙。
顾实汗率兵入康后在炉霍留下了不少蒙古戍军与官吏的后裔，据说“炉霍虾拉沱”就是蒙古兵屯垦的地方，“虾拉沱”是蒙语“黄色平川之意”。(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炉霍卡娘、所格等地名亦属蒙古语。
据访问有的老年人说，一至四代土司的名字并非藏语名字而系蒙语名字和官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