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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与西炉更名
来源: | 作者:gzzdzb | 发布时间: 2016-12-20 | 9134 次浏览 | 分享到:

赵尔丰与西炉更名

龚伯勋

(一)

治史方家,都称打箭炉改称康定,是在清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1908年。这是沿于清末川督赵尔巽和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两位封疆大吏,在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八日上奏朝廷的那份《会筹边务亟待举办事宜折》。

赵氏兄弟认为“藏疆区部之繁,以川省为根本,而川、藏经营之略,以边务为关键。”经过几年的经营,边务“自巴、理两塘及乡城、稻坝、盐井、中渡等处改土归流而后,所有应兴应革诸务,几与内治同一殷繁。”至于如何治理,“总其要略,约有四端”,即“划清界限”“增设官属”“宽筹经费”和“协济兵食”。为何要:“增设官属”,因川边“地幅员辽阔,遴员分理,政权之散漫堪虞,非设一、二统治之员,不足以资考成而防隔阂惟设官之制,或谓宜仿照蒙疆参赞、办事、领队之例,而不用大臣字样,以便边务大臣统辖者;或谓宜用东三省新官制者。”也就说,“设官之制”本有蒙古、新疆或用东三省的办法可参照。但他们认为“今请仍以内地制度行之”,经通盘考虑,提出“拟改巴塘为巴安府,打箭炉为康定府,理塘为理化厅、三坝为三坝厅,盐井为盐井县,中渡为河口县。乡城为定乡县,稻坝为稻城县。设兵备兼分巡道一员,并加按察使衔,兼理刑名,名日炉安道,驻扎巴安府,统辖新设各府、厅、县。康定府设知府一员,管理地方钱粮词讼,拟理化一厅,河口、稻城二县隶之。巴安府设知府一员,以三坝一厅,盐井、定乡二县隶之。贡噶岭设县丞一员,隶于稻城县。理化设同知一员,三坝设通判一员,四县设知县各一员,并管监狱。以上新设各缺,悉由边务大臣奏请由外补用。惟康定府会同四川总督遴员请补,各缺皆定以三年边俸,俸满由边务大臣酌量应否调回内地候升,或在任候升,随时具奏。关外各缺,并准由边务大臣向川省及各省实缺候补试用,各班人员择能奏调。”打箭炉改称康定在此正式提出。于是后人即据此认定为将历史上存在六百余年的打箭炉改称康定的官定时间。

其实《会筹边务亟待举办事宜折》只是赵氏兄弟向朝廷打的一个报告,行否还要经朝廷批准。这个“报告”,直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二月六日会议政务处()议复奏准。”也就是说打箭炉改称康定,在上报三年之后,才获朝廷正式批准。19112月才是打箭炉改称康定的“法定”时间。

历史地看,打箭炉改称康定,既是彰显赵氏经边三年的成果,也是巩固前功和继续拓展的重要举措。

 

(二)

赵尔丰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随四川总督锡良进川的。

赵氏祖籍山东莱州,汉军正蓝旗人。其父文颖,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到阳谷当知县上任才五天,就城陷而死。兄弟四个,他是老三。那三弟兄都考取了进士,惟他屡试不中,只得到盐运司当了个“誊黄”(又称“誊录”,即在内府抄写文书的书缮员)。这个差事干久了可以“叙官”,他“叙”到了个属正八品的“盐仓大使”(全称为“盐引批验所大使”),分发到广东盐运使司。由于他有点才气,且“刚正廉明,能耐劳苦,晓畅戎机,尤擅文艺”,为湖广总督、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看重。盐运使英续,怜惜尔丰地位卑微,替他捐了个知县。光绪十七年(1891),四十三岁的赵尔丰被放到了山西的静乐县,后又调署永济县,接着又升河东监掣同知(正五品。隶盐运使,全国只有三员),护理河东道(河东道为正四品,驻山西运城,负责盐法道事务。所谓‘护理’,就是说在正官未到之前,由他兼理其职)。由于他办事得力,所到之处“积盗悍匪莫不廓清”,又受到河南河道总督锡良的赏识,奏调他为黄河工程总办,并升授为道员。锡良调任热河都统,又奏请赵尔丰随调。赵已成了锡良身边不可多得的“智囊”。锡良在山西、河南任上已有些声誉,朝廷调他去热河当都统属“左迁”性质,故有些“西人”到京活动,想把他留下。“巧于什途”的赵尔丰则给锡良“参谋”说:不要理会“西人”的,应听从朝廷的安排调度,以尊重朝廷而自树。为此,这位“誊黄”出身“尤擅文艺”的“刀笔”,替主子拟电向朝廷表态说:“封疆大吏系一省之安危,进退之柄岂能授人。望勿听外人之请求,作疆吏之去就;以免履霜冰渐。驯至太阿倒持。”此举果然使锡良更得朝廷信任,锡良也更离不开尔丰。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锡良调任四川总督,自然要将赵尔丰带来。此时,赵尔丰已积功至二品衔。到川后,他主持枢密,擘划精详,遂实授永宁道员。古蔺一场屠杀,三千人的鲜血将他的顶子染得更红。由“誊黄”一步一步升至“建昌道员”,光绪三十年(1904)获朝廷赏头品顶戴,可见其“官运亨通”,同时也说明此人确实有才干、有胆识、耐劳苦、会办事,算清朝末世一“干员”。古蔺的一场屠杀,也使他落得个“赵屠户”的恶名。

(三)

锡良入川之时,正值英人“刺刀指向拉萨”,步步进逼,“藏事日棘”,“川藏危急”之际。面对这一危局怎么办?这是他必须认真思考和着力对付的大事。作为锡良倚重的“智囊”和“干员”,赵尔丰岂敢等闲。赵氏当年曾为张之洞所器重,不可能不受清朝大员中做过强国之梦的张之洞等人的影响。“川藏危急”的严峻形势,自然激起他“补救筹维”、以“固藩篱”的强烈责任感。他与曾长期在西藏当差的官员李某等人结为知交,常在一起纵谈边事,并要友人将所知的西藏情形及其见解写成文字交他转呈锡良参阅。他常与锡督一起研讨边藏问题,以谋对策。正是在对边藏情形有了一定了解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平康三策”。

赵氏之“平康三策”,诸多史家遍查文档都未发现,仅为陈渠珍所著的《艽野尘梦》一书独传。据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考注,此“平康三策”系密呈,未入档案,仅由赵氏身边的文案傅华封(即傅嵩炑,后来的代理川滇边务大臣)传于军中,以鼓励将吏。陈为赵氏所识,荐入钟颖的入藏部队,曾任“管带”(即营长)。在书中他是这样记述的:

“锡良见国步益艰,藏事日棘,乃纳尔丰‘平康三策’:

“首将腹地三边(即峨边、马边、雷波)之倮夷收入版图,设官治理。三边地皆倮倮,界连越西、宁远(即西昌)。诸番夷山居野处,向无君长,时出劫掠,边民苦之。然地多宝藏,产药材尤富。三边既定,则越西、宁远(诸土夷)亦可次第设治,一道同风。此平康第一策也。

“故事,驻藏大臣及六诏台员每出关时,悉在炉城奏报:‘某月某日自打箭炉南门或北门入藏’。相沿既久,英人每执为言,以为炉城以西属西藏管辖地。我与交涉,词穷理绌。界限牵混,堂奥洞开。尔丰力主以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以丹达山为界。扩充疆宇以保西陲,此平康第二策也。

“川藏万里,接近英邻,山岭重沓,宝藏尤富。首宜改造康地。广兴教化,开发宝藏;内固蜀省,外拊藏疆。迨势力达到拉萨,藏卫尽入掌握,然后移川督于巴塘,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彷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籍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焉。此平康第三策也。”

锡良对赵尔丰的“平康三策”十分赞赏,并据以入奏,征得了朝廷的认可。可以说,正是这“平康三策”,促使锡良举赵尔丰经边;正是这“平康三策”,成为日后赵氏“改土归流,建立行省,以杜外人窥伺”这一经营川边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

(四)

“凤全事件”正好成了急欲实施其经边大略的锡良、赵尔丰一个难得的良机。一经奏派,赵氏便很快踏上了艰难的征程。

“凤大臣”鹦哥嘴被戕,邻近的理塘最先闻讯。驻理官员立刻飞报打箭炉同知。很快,从边城打箭炉传来的噩耗即震惊川督,触怒朝廷。川督锡良赓即奏派提督马维骐前往进剿。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905422),即凤全遇害17天后,朝廷便电谕锡良等“著该将军(指成都将军绰哈布——笔者)等迅即遴委明干晓事大员,添派得力营伍,飞驰前进,查察情形,会同马维骐分别剿办。”锡良、绰哈布“迅即遴委”的“明干晓事大员”就是赵尔丰。三月二十一日(425)便电复军机处:“现派本任建昌道员赵尔丰调募营勇,驰带赴炉,审度情势,遵旨剿办。”四月初五(58)在《遵旨查明巴塘起衅缘由派兵剿办折》中又说:“现在遵旨派建昌道员赵尔丰办理炉边军务,迅速驰往,会同提臣马维骐相机妥办。”其实,事件一发生,锡良即意识到川边“改土归流”、以建行省的时机到了,在人事安排上,便选定赵尔丰为管辖川边的建昌道道员。之所以委赵尔丰任建昌道道员,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巴塘、里塘为建昌道所辖。惟委赵以建昌道最高长官之职,方能统筹运作。可见锡良考虑之深远。因此,在这道奏折中便有这样的呈述:“巴、里一带均隶于建昌道,而运粮亦在所属邛雅等处(清季,建昌道即上川南道,辖嘉定、宁远、雅州三府与邛、眉二州及打箭炉厅,道尹驻雅州。嘉定即今之乐山,宁远即西昌。——笔者),故令赵尔丰先赴本任,接篆后,即日启程,所以便调度而一事权。”

在正式委派赵尔丰之前,锡良为何先奏派马维骐征巴?因在此之前,为收瞻之事,“藏瞻梗议,关外喇嘛等摇惑横抗,叠起事端”,故锡良、绰哈布“电奏请派提督马维骐赴炉相机用兵,并饬电知凤全查办,咨催马维骐迅赴炉城,审度攻剿”。马维骐到打箭炉后,恰逢泰宁金矿事件发生,前往处理的都司卢鸣扬等遇害,理所当然该他前往平息。就在他处置金矿事件之际,巴塘“鹦哥嘴事件”发生了。在攻克泰宁惠远寺,惩治了肇事喇嘛,旋师打箭炉后,锡良不奏派他剿巴又派谁。奉谕后,马提督即率五营巡防军杀向巴塘。

本来,受困巴塘的凤全,就曾飞章向马告急,而当时驻在泰宁的马维骐却没把这当回事。以“番人鼓噪不足虑”为由而“迁延不救”。巴塘“三曲宗”见无兵至,愈加猖狂,以至在鹦哥嘴设伏将凤全杀害。“三曲宗”已知闯下大祸,料定朝廷必派兵前来问罪,故调集人马沿途防堵。这在他们递给打箭炉同知的那份《巴塘番夷公禀》中,已表露无余。制营军功出身的马维骐,骁勇善战,到达理塘后即神速出击,指挥部队在六月十一、十二、十三(公历7131415)三日内次第开拔,分道并进。一路上夺喇嘛丫,战二郎湾,围三坝关,捣奔察木,到二十四日(726)各营就会师巴塘。二十六日(728)午后四点,马维骐抵巴,右营李克昌先入官寨掳土司罗进宝,右营哨官朱宪之获副土司郭宗扎保,并很快将正副两土司处死。

(五)

赵尔丰于四月下旬(即公历5月末)由成都起程到雅安赴建昌道任;五月初九 (611)从雅安动身向炉边进发,在打箭炉一面筹备军粮,一面包裹军火,准备出关;六月十六日(718)即率边军三营、卫队两百,以及大批随员“西出炉关”,二十七日(729)抵达理塘;八月初进驻巴塘。赵尔丰到巴塘后,很快便将“凤全事件”的原委查清,继马维骐杀两土司之后,又杀倡乱的堪布喇嘛及首恶7人,“剜心沥血,以祭凤全”。接着,以“因粮运不济”为由,“马维骐率兵回川”,由赵尔丰任炉边善后督办,统兵留驻。

赵尔丰把重兵视为办理善后的首要条件,这在他七月十三日(813)给川督锡良和成都将军绰哈布的电报中表述得十分明白。电报开头就一语破的:“马提督回川,留兵驻守,分防弹压,协助善后及一切事宜。”办“善后”为何非留重兵不可呢?因为:“炉边以西至宁静山,地方广袤,纵横各数千里,里塘、巴塘新定,人心尚未诚服,流亡待抚,余匪四伏,非有重兵,不足镇慑。”他到底留了多少兵力呢?电报说,经“与提督详商”后,共留了五个营,即“一营暂住河口(雅江);一营驻扎里塘,保护大路,转运粮饷;两营留守巴塘,分防三坝等处;一营开赴盐井,接收地方”。所谓“马维骐率兵回川”,实际上只有一个靖边营“随提督凯旋”。

马维骐为何在攻克巴塘后不久即率兵回川呢?有人说这是他负气的表现。因征讨巴塘,实际是在川督委赵尔丰主持督办之下进行的,他身为提督不愿久居尔丰之下。马奋力剿巴,本出於负罪之心,因深感凤全之死,与他见危不救有关。既已赎罪,便不再留。赵也算有气量的人,对马提督相对客气。故川督锡良在奏律时,有“马维骐立功绝徼,忠勇冠时;赵尔丰声援自壮,推美让功”之说。赵尔丰能“推美让功”,不以权大而骄傲任性,能委曲求全以竟事功,足见其胸襟的宽阔。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赵尔丰又是如何办理“善后”的。曾参与此次军事行动的查骞在所著的《边藏风土记·赵尔丰轶事》中有这样的记载:“赵尔丰军入,尽搜杀茆溪七村夷,骈戮数百人。且以此役多倡自老夷,获高年夷匪年过七、八十岁者,尽投金沙江中。”在川边工作四十多年的刘鼎彝,在《赵尔丰经营川边闻见忆述》中说得更为详实:“巴塘土司大营官罗进宝虽然是主谋罪魁,但其所辖七村沟一带的百姓和丁宁寺喇嘛,却是杀害凤全的出手者,而丁宁寺喇嘛也多来自七村。清廷据奏,认为凤全为旗籍钦命大员,番民竟敢加以杀害,不能不予以严惩,乃饬赵尔丰应对七村沟进行剿办。”“‘七村’是沿巴楚河两岸的七个小村落。其中党村离巴塘最近,有居民六、七十户,以次鱼卡通居民十余户,布须同七、八户,易古工八、九十户,茆溪四、五十户,扎马二、三十户,帮喜三、四十户。各村也还有些离村较远的零星住户。党村在巴楚河左岸,其余易古工六村均在右岸。这些地方的藏民,知道自己撞了大祸,在赵尔丰到时,早已逃避一空。”“赵尔丰在奉到剿办谕旨后,随即决定‘进剿’部署,每村进驻清兵一哨,表面为从事招抚,诱劝藏民回村。最后竟以赏赐物品为名,召集居民丁壮,分别到本村指定地点领取。一些较贪得的藏民,果然按时前往领赏,但领得奖()品出埸时,即被清兵一个一个地杀害,(清兵)()将奖()品拿回。先出来的人被杀了,留在后面的还不知道。这場诱杀,各村同时行动,死的都是壮年,没有妇孺老弱。当时被杀的有四五十人。因系诱骗前来,又是一个个先后杀害,藏民并无任何抵抗,清军方面也毫无损失。”“在这样一場诱骗谋杀之后,赵尔丰上奏清廷,说是已经剿平了七村,于是轰动一时的凤全被戕案,就此了结。”

马维骐、赵尔丰“剿办”有功,倍受上司及朝廷褒奖。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1905911)四川总督锡良与成都将军绰哈布即在《奏平定巴塘请奖折》中,奏请对马、赵等“歼平边乱”的“有功”人员“论功行赏”:“博多欢巴图鲁、四川提督马维骐,忠勇冠时,洞达经权,机谋悉合,拟请赏给头品顶戴,并赏黄马褂;头品顶戴、四川建昌道赵尔丰,筹策周详,声援自壮,推功让美,艰苦弗辞,拟请敕部从优议叙;花翎已革广西补用道钱锡宝,赞昼有方,功勤特著,前已请销‘永不叙用’字样,拟请开复原官、翎枝,仍留原省以原班补用,并免缴捐复银两;四川试用道文纬,区划殚心,赡军无缺,拟请仍以道员补用……”。就连出过点力的“明正宣慰司甲木琼珀”亦“拟请赏加参将衔;花翎、四品顶戴,明正土司甲木参格旺,拟请赏加参将衔”。八月二十九日(927)朝廷就传下批示:“谕内阁绰哈布、锡良等奏诸军进克巴塘戡平乱一摺……出力各员除钱锡宝甫经准销永不叙用毋庸加恩外,余均著照所请,以示奖励。”

对马维骐、赵尔丰的“进剿”,尽管官方说得那么有声有色,可民间却另有说法。查骞在他的《边藏风土记·赵尔丰轶事》中就慨然写道:“其实前敌并未开战,后方缓步深入,奏章皆袭例铺张,欺饰朝廷耳!”不管查说的是否合乎事实;至少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看法。就查所说,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马、赵“剿巴塘”,不是杀进来的,而是进来杀的。尤其是那早有“赵屠户”之称的赵尔丰,杀起人来更是毫不手软。“剿七村”就足以让人看清“赵屠户”的真面目。杀人者终被人杀,赵尔丰最终没有逃过革命者的一刀,便是他该得的报应。这是后话。

不过赵尔丰还算得上个明白人,当他进一步弄清了事件的原委,知当地藏汉民众对诛杀两土司“犹为太息”之后,对其遗孤便没再株连,并予以善待。傅嵩炑在《西康建省记》中就这样写道:“按,巴塘肇乱,土司堪布当番人围攻凤全之际,尚出面弹压。番人不服,副土司喉且受伤。彼等见众怒难犯,始袖手旁观。然,以不能弹压僧俗而歼之。迄今汉番人等,犹为太息。正土司罗进宝之妻,副土司郭宗隆保之子,均移置成都。惟正土司有存款数千,由官发商生息,分给两土司眷属作养赡,尚有罪人不孥之意存焉。”事过二十余载,当年的藏族精英刘曼卿女士对“鹦哥嘴”事件及两土司在事件中的态度,也有说法,在其所著的《康藏轺征》一书中就讲:“巴安(即巴塘)有鹦鹉嘴(即鹦哥嘴),为康人久要不忘之地。原清皇室凤全都护受命入藏,路出此间,流连不遽去。无端编练士兵,干涉地方行政,因之康人大起疑虑。由丁林寺喇嘛首倡,进围钦差行辕。幸当地正副土司以职责所在,出兵解救,得暂免於难,但限日离境不容留。凤全为避锋出走,故於次日率众离城,反旆回川。孰知喇嘛等蓄怨未已,先一日在鹦鹉嘴据险守隘,图谋袭击。凤至时,弹石齐飞,遂及於难,从者皆以身殉。”实事求是地讲,两土司确有不满凤全之处,就在他们跪地迎接这位从绿呢大轿中走出来的“凤大臣”的时候,这位架子十足的大人竟用长长的叶子烟杆敲着他们的脑壳,当着众人的面说:“若是再不就范,凤老子看你这个酥油顶子就戴不久了。”这些在一方威风八面的“土皇帝”,受如此奇耻大辱,能不嫉恨么?尽管如此,他们心中还是有清朝大皇帝,“并不欲背叛中国”(英人荣赫鹏语)。因此,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既做出一点弹压的姿态,又不愿果断行事,力保凤大人安全;内心恨不得除掉凤大人,又不想把祸事摆在自己的官寨里,最终让他死在了回去的路上。土司们这些极为矛盾的表现,还真的遮了一些人的耳目。当马维骐将他们擒斩之后。当地“汉番人等,犹为态息”。赵氏为“顺应”民意,安抚一方,故有善待遗孤之举。

(六)

赵尔丰办理的“善后”还有一件大事就是“议结巴塘教案”。腐败的清廷最怕洋人,当得知“凤全事件”中作乱者还“焚毁教堂,法教士三人被困”,在事发后仅17天,即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905 422)便“谕军机大臣等”:发电给锡良等,要求“迅即遴委明干晓事大员,添派得力营伍,飞驰前进,查察情形,会同马维骐分别剿办”的同时,特别强调“所有被困之法教士等,务即严饬各官员赶紧设法出险,认真保护,是为至要。”后查实有三处教堂被焚毁,牧守仁、苏烈两个法籍教士遭杀害,贝、美两个教士的坟墓被挖,还有一些教民被杀死杀伤。事发后,打箭炉教区主教倪德隆亲赴巴塘,索要赔赏,并称:教民教堂财产赔款可议外,交涉命案通例应请公使酌核。一听涉及外交,锡良就怕事情闹大,认为“早了一件,即省一事”,于是“当饬该道与倪议”,就是说要赵尔丰尽快与倪德隆交涉办理。倪开口索要教士命价和赔赏教堂、教民财产损失共二十余万两银子,几经交涉,最后赔两个教士命价、加上修墓建碑和设立养济院花去银子七万八千五百两,赔教民、教堂损失四万四千五百两,共赔银十二万三千两。这些银子除去给予土寨粮食作银一千五百两外,余下的十二万一千五百两,由打箭炉茶关分期兑付。按宣统元年拟定的赴边人员薪资标准,道员月薪三百两计算,这笔赔款相当于赵尔丰在担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前三十四年零两个月的薪水。不仅作了经济赔偿,锡良和绰哈布还在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八 19602 1)奏请朝廷、奉朱批赏给打箭炉教区法籍主教倪德隆三品顶戴。这份奏折说:“此次议结巴塘教案,法国驻炉主教倪德隆两次预议,虽开议之际,颇有磋磨,然该主教尚知顾念邦交,不胶成见,随所驳正,就我范围,实教士中之能识大体者。”于是以光绪二十五年议结川东教案为例,提出“今主教倪德隆情事相同,先后据建昌道员赵尔丰暨洋务局司道详请援案奏奖前来。合无仰恳天恩,俯如所请,赏给驻炉法主教倪德隆三品顶戴,以昭激动而示怀柔之处,出自逾格鸿施。”对这“逾格鸿施”,“朱批”是这样批的:“着照所请,外务部知道。钦此。”锡良、赵尔丰就这样“议结”了朝廷视为“至要”的、在“凤全事件”中发生的“巴塘教案”。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锡良何以委赵尔丰负责处理巴塘事件的善后?有人说,是锡良怕凤全案迟迟未结会受到朝廷申饬,而奏请朝廷另调建昌道赵尔丰前往接替马维骐的。因为马是云南回族,据说他攻克巴塘后,得知这里本有几户回民却没有清真寺,于是就应回民马学富、马光久等人的请求,把精力花到了选地址、烧砖瓦等筹建清真寺的事情上,对凤全案便没有设法从速了结。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说是,凤全被戕的“警耗传至成都,尔丰力主乘此用兵,以为改建行省之张本。锡良韪之,奏委尔丰为军务督办,以提督马维骐之兵直攻巴里”。后来赵氏在川边的作为,证明后一说为当。这也足见锡良的远见卓识和良苦用心。

在平定了巴塘之乱后,赵尔丰即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历经三载,完成改土归流的已有巴、理两塘及乡城、稻坝、盐井、中渡等处。为彰显成果、巩固前功和继续拓展,故有前面提到的赵氏兄弟在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八日上奏朝廷的那份《会筹边务亟待举办事宜折》。

对明正土司的“改土归流”完成于宣统三年五月(19116)。这年“赵尔丰、傅嵩炑依照民政部奏准各省土司一律改土归流之案,同至打箭炉令明正土司缴印,实现了改流。”接着,对鱼通土司亦进行了改流。“古时打箭炉一带皆称鱼通,此处所说的鱼通土司为一小土司,辖地只有从瓦斯沟口沿大渡河而上的一小块地方。宣统三年六月(19117),紧接明正土司改土归流之后缴印改流,归并康定府管理。”(见傅嵩炑《西康建省记》)

这是当年赵尔丰发布的“改土归流”晓谕: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土司改流系本年二月十二日民政部奏明奉旨,允准通行各省,既()遵办理,非独川省惟然。本大臣是以会同四川总督部堂。赵既遵谕旨,将各土司印信号纸一律收回,改设汉官,原有扩充民治教养,施以维治安而广文化起见,非有薄待尔土司百姓之意,况土司原有贤()不肖之分,若抗不交印,私行逃避,或素有不恭顺如孔撒土司者,不惟革去土职。且必办罪。凡属服从恭顺各土司,本大臣同四川总督部堂无不格外优待,为之具奏,请朝廷奖给世袭汉官之职,酌与养赡。至于百姓等均是大皇上赤子。数百年来受土司之压制,但知当差纳粮,衣食尚难自顾,更无为官为宦之心思,不有与汉人一道同风共享朝廷恩泽者。

四川总督部堂赵,在边地数年,深为尔百姓叹惜不置者也。兹幸改流明诏特颁。尔等得睹天日。进化文明幸福之土司得袭汉职,即与汉官一体。百姓等从此各自奋发,将子弟送入学堂读书,俾知明伦爱国,夷汉同风,为宦为官不可限量。此又本大臣与四川总督部堂赵之所以厚望于尔等者也。现既改流,自本年六月起,尔等词讼,即向汉官控诉,听候裁判。本年粮税,即可向汉官上纳,领取印票为凭,除纳上粮税之外,一切旧有支差名目概与裁革,其往来官兵及转运粮饷官物,需用骑驮乌拉,乃系价雇,并非支差,无论文武大小官员、衙署行台公所即往来差事,所用人力亦照雇工之例,按日发给口粮,不准勒令百姓当差,并不准有世奴、小娃名目,倘有不遵,准尔百姓等向本大臣或四川总督部堂衙门呈控,立予查办,除分知咨行外,合即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尔百姓人等一体知悉。自示之后,各宜遵照办理毋违,特示。

右谕通知。

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七)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九(1905611),时年已五十八岁的赵尔丰率部从雅州出发,直至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二(1911717)自打箭炉启程回川,在川边一干就是六年零一个月又十三天。此刻他已六十有四,离尹昌衡率领革命军砍下他的脑袋还不到五个月。

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三日(1911421),朝廷调赵尔丰回川署理总督,安排四川藩司王人文接川滇边务大臣之职,可赵的心中却放不下他苦心经营的“扩充疆宇以保西陲”的“经边”大业。他奏请朝廷收回成命,未允。到四月初六(54),赵又电奏朝廷,请以他选定的接班人傅嵩炑为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初七(5)即“奉电允准”。“电旨”一下,初八(6)他即行交卸,但仍会同代理川滇边务大臣改流、收瞻。直至他离炉回川,顺大渡河而下,还沿途收缴咱里、冷边、沈边三土司的印信,对其实行“改土归流”。

赵回川之后,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又接着干了两个多月,赵氏经边先先后后实际达六年零三个月。

六年三个月,两千二百八十个日日夜夜!就在这两千二百八十天中,东起打箭炉,西至丹达山,南抵维西中甸,北到甘肃、青海,在祖国近三十万平方公里的西陲雪域,留下了赵氏踏出的深深印痕。在他苦心经营过的这片土地上,可置州县八九十个,“以康地为行省”(即建立西康省)的规模已初具。就在赵氏回川前的六天,即宣统三年六月十六日(1911711),以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的名义,递送出了他们倾其心血拟就的西康建省蓝图《奏请建设西康省摺》。“扩充疆域以保西陲”的宏愿已有望实现。可历史无情,没再给他机会。若再给他两千两百天,“西陲”又将怎样呢?历史终归是历史,谁也不能改写,也无权改写!

赵氏是如何“经边”的?对固“西陲”之“藩篱”产生了哪些影响?这又是另一篇大文章。一句话,他给历史留下了些什么?“千秋功罪”只有任其后人各自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