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随四川总督锡良进川的。

赵氏祖籍山东莱州，汉军正蓝旗人。其父文颖，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到阳谷当知县上任才五天，就城陷而死。兄弟四个，他是老三。那三弟兄都考取了进士，惟他屡试不中，只得到盐运司当了个“誊黄”(又称“誊录”，即在内府抄写文书的书缮员)。这个差事干久了可以“叙官”，他“叙”到了个属正八品的“盐仓大使”(全称为“盐引批验所大使”)，分发到广东盐运使司。由于他有点才气，且“刚正廉明，能耐劳苦，晓畅戎机，尤擅文艺”，为湖广总督、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看重。盐运使英续，怜惜尔丰地位卑微，替他捐了个知县。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十三岁的赵尔丰被放到了山西的静乐县，后又调署永济县，接着又升河东监掣同知(正五品。隶盐运使，全国只有三员)，护理河东道(河东道为正四品，驻山西运城，负责盐法道事务。所谓‘护理’，就是说在正官未到之前，由他兼理其职)。由于他办事得力，所到之处“积盗悍匪莫不廓清”，又受到河南河道总督锡良的赏识，奏调他为黄河工程总办，并升授为道员。锡良调任热河都统，又奏请赵尔丰随调。赵已成了锡良身边不可多得的“智囊”。锡良在山西、河南任上已有些声誉，朝廷调他去热河当都统属“左迁”性质，故有些“西人”到京活动，想把他留下。“巧于什途”的赵尔丰则给锡良“参谋”说：不要理会“西人”的，应听从朝廷的安排调度，以尊重朝廷而自树。为此，这位“誊黄”出身“尤擅文艺”的“刀笔”，替主子拟电向朝廷表态说：“封疆大吏系一省之安危，进退之柄岂能授人。望勿听外人之请求，作疆吏之去就；以免履霜冰渐。驯至太阿倒持。”此举果然使锡良更得朝廷信任，锡良也更离不开尔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锡良调任四川总督，自然要将赵尔丰带来。此时，赵尔丰已积功至二品衔。到川后，他主持枢密，擘划精详，遂实授永宁道员。古蔺一场屠杀，三千人的鲜血将他的顶子染得更红。由“誊黄”一步一步升至“建昌道员”，光绪三十年(1904年)获朝廷赏头品顶戴，可见其“官运亨通”，同时也说明此人确实有才干、有胆识、耐劳苦、会办事，算清朝末世一“干员”。古蔺的一场屠杀，也使他落得个“赵屠户”的恶名。

（三）

锡良入川之时，正值英人“刺刀指向拉萨”，步步进逼，“藏事日棘”，“川藏危急”之际。面对这一危局怎么办?这是他必须认真思考和着力对付的大事。作为锡良倚重的“智囊”和“干员”，赵尔丰岂敢等闲。赵氏当年曾为张之洞所器重，不可能不受清朝大员中做过强国之梦的张之洞等人的影响。“川藏危急”的严峻形势，自然激起他“补救筹维”、以“固藩篱”的强烈责任感。他与曾长期在西藏当差的官员李某等人结为知交，常在一起纵谈边事，并要友人将所知的西藏情形及其见解写成文字交他转呈锡良参阅。他常与锡督一起研讨边藏问题，以谋对策。正是在对边藏情形有了一定了解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平康三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