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州天主教简史

天主教系基督教中的公教，或者称为罗马公教。这一教派自16世纪传入中国后，其信徒将所信奉的神称为“天主”，故称天主教。

一、传入与发展传入

天主教传入甘孜州境内，以康定为先。1857年，法籍神甫古德尔乔装商人取道康区入藏受阻，徘徊在川藏边境，收集当地政治、经济、地理、风土人情等资料。186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丁盛荣受罗马教廷之命赴西藏传教，路途受阻，折返打箭炉，于炉城北郊设堂传教，康定遂成为康区天主教传播的大本营。1862年，华朗廷、圣保罗在巴塘城区建教堂。天主教传入康南地区。1865年，西藏教区第二任主教苏罗受命之际，正值西藏地区驱逐传教士，只得留驻康定，他曾派人去江卡、亨达、巴塘、盐井、云南的维西、茨中、德钦等地发展教务。1879年，天主教传教士在泸定冷碛地方强占民宅修建教堂，传播天主教义。1903年，法籍佘司铎以康定教徒田尚昆为从，在道孚城东修建教堂，天主教传向康北。1914年，法籍神甫佘廉霭在丹巴城区干桥沟一带购买土地，修建教堂，传播天主教。倪德隆任康定教区主教期间，教务得以较大发展。至1936年，天主教势力已散布于今甘孜州的康定、泸定、丹巴、雅江、理化、稻城、贡噶、定乡、怀柔、巴塘、白玉、甘孜、石渠等县，以及今西藏昌都地区的昌都、恩达、嘉黎、太昭、察雅、科麦、宁静、武城和云南的中旬、维西、德钦等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沦陷后，教会经济拮据，发展受到影响，加之康区人民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延绵不断、日趋激烈，天主教势力遭到打击，到1950年前夕，甘孜州境内只有康定、泸定、丹巴、道孚、炉霍、巴塘6个县设教堂。1950年后，天主教走上“三自”爱国道路，外国人在康区主持天主教教务的状况从此结束。

康定教区

 康定教区前身系西藏教区。早在17世纪，天主教方济会教士意大利人安德烈等进入西藏，欲建教会，但遭西藏人民反对未遂。之后，帝国主义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传教特权，梵蒂冈企图以拉萨为中心成立西藏教区。西藏教区原属印度亚格那主教区，辖西藏、康区及锡金等地。1845年，亚格那主教曾提出将西藏教区交由四川教区托管，但四川教区主教贝罗书认为这样做会使四川教区负担太重，提出将其托付给天主教的分支“遣使会”驻拉萨的胡克和贝尔神甫具体负责管理，未得罗马教廷允准。1856年，西藏正式成为主教区，德斯马曾神甫被罗马教廷批准任命为第一任主教。同年8月，西藏、川西北、川东南教区协定划分各主教区地域界线，西藏教区辖西藏、康区、上川南南部地区的一半和下川南的仁寿、井研二县。

1854年，法国公使决定暂时放弃在拉萨设立教堂之方案。1865年，罗马教廷任命原云南助理主教苏罗为西藏教区主教，他取道嘉定、雅州抵达康定，时值西藏驱逐传教士，遂驻足打箭炉，设法在进入西藏之要道康定布置主教场地，相机行事。1884年苏罗去世，丁盛荣继任主教；1892年丁盛荣去世，由毕天荣继任。其间，巴黎外方传教会总会曾派来常保禄、王x x、李雅德，蒲来古、任乃棣等五名神甫。1892年，毕天荣因病回法国，主教职由当时四川叙府主教倪德隆继任。倪德隆到康定后，一方面大量购置产业，另一方面深入研究康藏历史、文化，开办学校，并著有拉丁、法文、藏文三合大字典。1900年，天主教在炉城南门修经堂和修士院。1902年，神甫3人在理塘被杀，巴塘天主教堂被焚毁，倪德隆借机去成都向政府勒索，取得更多利益。1906年，总会派华朗廷、佘廉霭、古纯仁、窦元楷、伍胡纳等5名神甫至康定。1910年，梵蒂冈见难以入藏，即将西藏教区称号取消，以康定为中心成立西康教区(又称打箭炉教区或川边教区)。除康区外，尚辖川边、云边及锡金。1920年，梵蒂冈将锡金划出西康教区。1923年，华朗廷由云南调西康教区任副主教，另委吉纯仁为云边总司铎。1926年，华朗廷升为襄理主教。1931年，倪德隆年迈离职，由华朗廷继任西康教区主教职位。1939年，西康建省，因境内宁雅二属设有教区，天主教西康教区即改名为康定教区。辖有：康定、泸定、丹巴、雅江、理塘、巴塘、稻城、定乡、炉霍、道孚、贡噶、怀柔、察雅、白玉、宁静、科麦、甘孜、石渠、邓柯、昌都、恩达、嘉黎、太昭、武城、中甸、维西、小维西、德钦、茨中等。后来，绥靖、崇化、懋功、富林、皇木厂又先后划归康定教区管辖，共有堂口27处。

1944州年设参议会(或参事会)，由华朗廷委佘廉霭、古纯仁、何光辉、尤加理(意大利籍)、杨华明为参议员，参议教区兴革事宜。1950年康定解放时，由中国籍神甫杨华明任代主教。

康定为主教驻地，设总堂、医院、拉丁修道院、童贞院、托儿所、育婴堂、印刷所和学校4所。此外办有《崇真报》《西藏回声报》。各地所设教堂，称堂口，设司铎1人管理，另在教友中选出有威望人士协助司铎工作。

二、教堂与教徒

教堂

 (一)康定地区

 康定真原堂：位于今康定城沿河西路。清光绪末年筹建，1914年竣工。为仿欧“哥特式”建筑，经费源于1897年的川边维西一带教案赔款，清廷以炉城三年边茶税和南北两关杂税作抵。真原堂主管康定县教务，内设教理传习所和女生院，辖驷马桥分堂，设教理传习所，男女合班；鱼通长加山分堂；金汤汤坝分堂。解放前夕(1949年，下同)共有教徒914人，以城区、驷马桥、榆林宫最多。

另康定城区内还有：位于城北门天主堂，为天主教初来时所建，人称“洋人公馆”；位于南门向阳街的天主堂，即康定教区总堂。

 (二)泸定地区

泸定总堂为沙坝教堂，位于今泸定城区沙坝地方。1889年天主教在该地租房传教，后购地建房，1919年建成教堂。解放前夕有教徒约454人，教堂神甫为衡昆冈。位于今泸定县冷碛镇的冷碛教堂有教徒170人，教堂神甫藏道东。位于今泸定县磨西教堂，1916年修建，1922年完成经堂，1926年完成钟楼。有教徒560人，教堂神甫富德庆。此外还有沙湾分堂，受沙坝教堂管辖；新兴乡分堂，受磨西教堂管辖。有教徒50余人。

(三)丹巴地区

丹巴教堂于1909年由法籍传教士佘廉霭开办，初建教堂于今县城团结街(干桥沟东)下方。1921年迁至春场坝一带。解放前夕神甫为万类思。在半扇门乡的喇嘛寺地方设一分堂，均办有男女教理传习所，解放前夕由李鉴廷、邓成彬负责，共有教徒200余人，多为城区无业人员及孤苦儿童，其余分布在岳扎坝、纳顶、卡桠、中路、半扇门、太平桥、革什扎等地。   

(四)道孚地区

道孚教堂，位于道孚城区。1903年，佘廉霭以康定教徒田尚昆为从，到道孚和汛署联系传播天主教和勘查教堂地址，在城东占地10余亩，修建教堂。之后，调谭敬修到道孚教堂主持教务。1911年，教堂被灵雀寺僧侣及当地民众焚毁，后得赔偿重建。设有公会(办理慈善业)和男女教理传习所。解放前夕教堂神甫为赖渊仁，有教徒100余人。另在乾宁设有分堂1所，但仅有空房1座。

 (五)炉霍地区

 炉霍天主教堂，位于今炉霍县虾拉沱地方。为熊德隆到炉霍传教时开办。第一任神甫熊德隆；第二任神甫雅维善(法国人)，死于1923年炉霍地震；第三任神甫明爷(名佚，法国人)，于1924年重建教堂，采用了汉式穿斗结构的建筑方式；第四任神甫窦元楷(法国人)，住虾拉沱10余年，会藏、汉语，在炉霍、道孚作过地质考察和社会调查；第五任神甫傅载明(汉族，泸定人)，解放初傅载明回泸定，教堂由会长李致和负责。办有男女合班的教理传习所和修道院。1936年设小学1所，1948年有男生16人，女生8人。解放前夕有教徒115人。另在城区设分堂，但仅有一名教徒看守教堂房舍。

 (六)巴塘地区

巴塘天主教堂，系1862年法籍丁司铎、圣保罗等人到巴塘传教时建，教堂位于县城附近四里龙。该教堂分别于1865年、1884年，1904年数次被当地民众焚毁，教堂神甫及传教士亦多次被驱杀。解放前夕教堂无神甫负责，有教徒约50余人。

 (七)其它地区

盐井教堂，为19世纪60年代法籍吕司铎开办，有教徒342人；

 汉源有教堂2处。富林教堂，神甫法国人杜德安、教徒300人；皇木厂教堂，神甫杨华明，教徒约1200人；

懋功教堂，为1918年佘廉霭开办，内设男女教理传习所，由康定教区副主佘廉霭主持，教徒约255人；

崇化教堂，1923年法籍司铎柏禄暹开办，内设男女教理传习所，神甫王友权，教徒120人；

绥靖教堂，1938年杨华明开办。仅有教徒20余人，1940年划由祟化教堂兼管；

云南茨中教堂，由康定教区副主教古纯仁主持，辖分堂2处，教徒约750人。小维西教堂，下属分堂2处，教徒约256人。维西教堂，下属分堂1处，教徒约72人。百汉落教堂，下属分堂5处，教徒61人。曲拉通教堂，下属分堂l处，教徒约30人。德钦、中甸、茨姑、潞子江等地所设教堂亦属康定教区统辖。

教徒

天主教教徒，又称教民，相互之间称教友。系经接受天主教洗礼的入教者。其教规规定：凡属教徒之子女须在出生的3天内在天主教堂接受洗礼；新入教的成年男女亦须接受洗礼，才算正式教徒。

1889年，西藏教区约有教徒1204人。1910年，教徒发展到2407人。1920年教区更名之时，教徒人数增至3541人，其中四川有1221人。云南有1554人，西藏有775人。至1950年前夕，康定教区教徒分布在四川的有5140人，其中属今甘孜州6县约有2563人，云南有3120余人， 天主教吸收教徒之主要渠道有六条：一是父母本身已入教，为其子女做主接受洗礼，使之成为教徒；二是开办慈善机构收养民间无依靠之子女，让其读书识字，然后受洗礼成为教徒；三是收养民间贫苦子女，由教堂供养进洋学堂，从小接受天主教宗教文化熏陶，逐步成为忠实信徒；四是由天主教教友介绍受洗礼入教：五是由于天灾人祸被传教士救济而接受洗礼入教；六是为生计所迫，贪图天主教租佃的便宜和借贷的低息，为吃教而入教。    在教徒中，除了一部分是教会收养的藏族孤苦儿童长大后受洗礼成为信徒者外，其余均为生活在藏区的汉族和其它民族的群众。

三、经济、教育和社会事业

经济

教区建立之初，经费由梵蒂冈教廷在巴黎外方传教会汇拨，用以传教和购置产业。天主教的置产，主要是购买土地，用以经营地租。在历次教案中获得的巨额赔款大都用于购买土地。随着地产经营的扩大和发展，教区经济实力增强。教堂凭借其经济实力，或租以土地，或贷以资本，引诱群众入教，从而保障教务的发展。地租经营亦成为教区的基本收入。土地的来源大体分三种：

 (一)购买：是土地经营的主要渠道。原因是藏区土地无—定计算面积单位，往往以块总称。再加人少地广，人民农牧相兼，地价非常低廉。

 (二)典当：是天主教为避买卖之嫌而采用的手段，实际形同购买。盐井宗格村斯朗彭初曾当地22块，全部过限，多者达32年，少者17年，无一赎回。

 (三)侵占：当时藏区的土地，因无一定的计算标准，天主教得以兼并扩充。

天主教不择手段，在今甘孜州占有大量土地，并获得丰厚的经济收入。从光绪至宣统时期，天主教会在康定购买耕地、荒山、宅基地共费银一万余两(其中典当288两)，含真原堂占地2.7亩，女生院(今沿河东路45号，旧称马市街)占地1.7亩。1921年，天主教以500两银购康定明正土司甲宜斋南门外(今武警支队、州民干校)乱石滩一大片，建天主堂，占地3.4亩，修道院占地12.5亩。1924年，康定天主堂以白银3000两在甲联芳、甲联升处购南门外榆林乡以下大户荒地，建驷马桥德肋撤教堂房屋97间，先后垦荒373亩。据1951年康定县寺庙占地(下同)统计，天主教在瓦斯乡占有三地42.1亩。据1952年的统计，天主教在金汤区还占有土地54.25亩，在鱼通区占有土地94个牛工(1个牛工合2亩)合188亩。据1957年的统计，天主教在榆林乡占有土地638.5亩，在雅拉乡占地178.2亩。泸定沙坝、冷碛、磨西教堂，新兴，沙湾分堂及麻风病院占有所在地大部分良田沃土。据1928年《西康政务委员会汇报各属外侨办理事项调查表》统计，天主教在泸定的产业总值高达21万元以上，年收地租2880余石，以400斤折合1石计，合约合15万斤，占泸定全县粮食产量(1400石)的20.57％。而当时政府按全县地租征收田赋，每年只700余石。丹巴教堂初建堂于干桥沟，后迁至春场坝，在春场坝圈占土地5000平方米以上，房屋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据1945年统计，天主教在春场坝建有房屋14间，值40万元(伪币，下同)；在卡桠和大桑购占耕地25亩，值80万元，粮食等物折12万元。天主教在道孚县城东占地10余亩建教堂，并在格西铜佛山、娥骧、奔之等地占有耕地数百亩。租与教徒耕种。炉霍天主教堂在今炉霍县斯木乡仁达山垦地50亩，在宜木乡招民开垦30亩，皆租与教徒耕种。在巴塘城区，天主教堂于1909年和1917年两次共购买土地29亩，值藏洋2800元，并在六玉、亚海工地方垦荒，可播种子1280余批，后又在城区置地10余亩。

教育、卫生

(一)学校

拉丁学堂：又名拉丁修院，是专为培养传教人员的初等神学院。只收教徒子弟，毕业后可送高一级神学院深造，通过一定的考核、审查可晋升司铎。康定拉丁学堂开办于1864年，设在总堂内，1950年停办。由于康定教区线长，1941年，教区主教华朗廷授权云南维西教堂增设拉丁学堂1所。毕业于康定教区拉丁学堂并得晋升神甫的有9名华人，其中孙熏、李顺庆、衡昆岗、刘一斌、王友全、杨华明曾被送至槟榔屿神学院深造，李XX，熊德隆、傅载明末出国。康定拉丁学堂历任负责人为明荣、华朗廷、赖福如、何光辉、倪正德，他们都是法国籍人。    修道院：分设在泸定磨西和康定南门，是天主教为培养传教地的修道而设。解放前夕，磨西修道院院长为马成英，康定南门修道院院长为余淑清。康定修道院中尚设有中国修道会，亦称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副会。

 真女院：即童贞院，设在康定修道院内。收教徒家庭中未成年女子或孤女，授以经典、教义、语文、算术，为各堂口培养女教员及修女。解放前夕，负责人为何修道。

教理传习所：又称男女学堂，教区内各堂口多有附设。凡教徒子女年满7岁，送教理传习所学习教规、教义，攻读经文，并受粗浅的语文、算术。传习所，有男女分设的，亦有合班的。新入教者，不论年龄、性别都必须先进教理传习所学习。

私立康化小学：1927年由天主教在康定开办，经费由教会每月拨支约大洋220元，该校的教育是经教育部批准立案并依部颁课程设置进行教育，不加任何宗教色彩，1942年因经费拮据而停办。办有高初年级各二班，开办15年中共毕业学生约500人。历任校长有杨仲华，张鸿逵、何伯康、衡席珍、穆仁杰、冯有志等。    法文补习班：1945年在康定开班，杨华明为补习班负责人。书籍自备，不收学费。补习者有陈戴德、肖永年、喻俊伦等七、八人，1945年因人数过少而停班。

另，康定驷马桥、丹巴、道孚，靖化等地天主教堂亦曾开办过小学。

 (二)医疗卫生

康定仁爱医院：系1576年至1878年间建于修道院内，分住院和门诊部，有大病房2间，小病房3间，共有病床85张，医生5人，1949年增设产科病房。该医院系康定地区最早的西医院。

磨西麻风病院：设在今泸定县磨西镇，1921年开办。经费原依靠国外募捐，抗日战争胜利后由磨西，冷碛天主教堂拨粮维持，民国政府曾拨款资助。解放时，约有病员200人、孤老3人、孤女7人、工友3人，有外籍护士8人、医生1人，药师2人，院长马成英、副院长天安格(加拿大籍修道)，该院占有耕地70余亩。当时的医疗技术还不能治愈麻风病，但磨西麻风病院起到隔离收容、避免传染他人的作用。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办，更名为泸定皮防医院。    各地教堂亦多附办有门诊部或诊断所。

其它社会事业

(一)慈善业

善牧堂：即托儿所、育婴堂、孤儿院、孤老院之总称，收养孤儿、弃婴和教徒寄托子女，以及孤寡老人。1945年，康定有孤儿院两所，一设真原堂、一设驷马桥分堂，共收养孤儿60余人。

 各教堂所开办的教理传习所内大都兼设有孤儿院。

 (二)出版印刷

华朗廷任康定教区主教期间，在康定开办教会印刷所，印行藏文、拉丁文、英文、法文的天主教经典。曾出版《藏文文法》《藏文字典》等藏文读本，并将新旧约全书译成藏文出版。1921年，创办法文版《西藏回声报》，月出一张，报道教区教务和地方新闻，散发中国各教区外，还寄往法国、罗马等地。1940年停刊，1942年复刊。1944年10月，杨华明“以文化服务社会”为宗旨，在康定成立“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康定分会”，于1945年出版《崇真报》，月出一张，辟有“国内外重要新闻”“康藏史地与风俗”“教会生活与文艺”等栏目，散发国内各教区、康区各教堂及军政机关，1948年停刊。

四、宗教活动

 传教

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教方式，多以建立经济关系为主，农民租以土地、商者贷以资金、无业者入所开办事业。设立慈善机构，收养孤儿弃婴，长大后为其代选职业，代为婚配。入教者，称为教民，“凡教民之婚丧词讼，均由教中神甫或主教为之主持处理，体恤庇护，无微不至。故教民有事，均多诉于主教或神甫；若有灾荒，亦请主教神甫赈恤”。以引诱人民入教。

宗教节日

天主教之节日，除主日(星期日)外，还设有大、小瞻礼日。耶稣复活、圣神降临、圣母蒙召升天为四大瞻礼；三王亲朝(新教称显现节)、耶稣升天、圣母无厚罪始胎、大圣若瑟瞻礼、诸圣瞻礼等为小瞻礼。瞻礼又分定期和活期两种，定期即是固定于一个日期内举行的瞻礼，如圣母蒙召升天节为公历每年8月15日。耶稣圣诞节为每年12月25日；活期即以一定时日为标准需推算出节日才举行的瞻礼，如耶稣复活瞻礼是在每年春分节后第一次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复活节后40天为耶稣升天瞻礼。此外，每天早晨须由神甫在教堂主持祭祀，称弥撒。主日弥撒较为大型。

宗教习俗

 (一)七件圣事

1、圣洗，亦称洗礼。为天主教吸收新教徒举行的入教仪式。2、圣振，是为坚定教徒信念而举行的仪式，只能由正权主教或一定时间内的授权神甫主持。3、告解，也称忏悔，为一种赦罪仪式。4、圣体，将面饼和葡萄酒由主礼神甫在弥撒中祝圣，即成为耶稣的真体，教徒向神甫办过“告解”后就可领圣体。系同耶稣结合，能得到天主的恩宠。5、终傅，由主礼神甫在垂危病人身上擦圣油、念经文，要求病人忏悔他的罪过，帮助其灵魂得救而举行的仪式。天主教及教徒都很重视这件圣事。6、神品，也称圣品，系修生晋升神父的礼仪。神品分七级，神甫级为七级。7、婚配，即由神甫在教堂内为教徒主持的婚礼。天主教实行同教通婚，教徒与非教徒通婚如无神甫宽免，则需加入天主教，但其子女必须入教。

(二)天主十诫

天主教徒必须遵守的教规有十条，称“天主教十诫”即：钦崇天主于万有之上；毋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守主日；孝敬父母；毋杀人；毋行邪淫；毋偷盗；毋妄诬；毋愿他人妻；毋贪他人财物。

(三)丧葬

天主教徒死后，需露面停放在厅堂内，由教友念诵“亡者经”，为死者超度，3天后实行土葬。天主教之基地统称为圣地。

1950年后甘孜州天主教的情况

1950年初，甘孜州的天主教教友们掀起反帝爱国群众运动，将外籍传教士驱逐出境，成立“三自”爱国委员会，走上“自传、自养、自主”之路。1950年，道孚成立天主教“三自”革新委员会，由冯仁良负责。1951年，康定成立“天主教、基督教‘三自’革新联合委员会”，1963年更名为“中国天主教康定爱国委员会”。1966年以后的“文革”中，爱国会受到冲击。教堂被毁、宗教活动停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全面正确贯彻。康定天主教堂和泸定磨西天主教堂分别被两县批准为宗教活动点。1985年“康定天主教爱国委员会”恢复成立。1988年10月，“泸定县天主教爱国委员会”成立。据1990年统计，甘孜州开放天主教宗教活动点2处；有神职人员3人，其中泸定2人，道孚1人；共有天主教信徒1400余人，其中以康定，泸定为主，分别有信徒800余人和520余人，丹巴，道孚、炉霍3县各有数十人。

由于甘孜州内天主教无主教和神甫主持教务，1983年，四川省天主教爱国委员会和四川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决定，将康定教区交西昌教区代管，每年由西昌教区派神职人员来康定和泸定主持宗教活动。

五、重大教案

第一次教案

公元1781年(清同治十年)，天主教巴塘教会顾司铎因与当地藏族民众不睦，有恨在心，借放纵令其属下殴打冷卡石藏民至伤。事后，对当地民众的申诉又置若罔闻，使肇事者长期逍遥法外，“并不惩治”，激起众怒，巴塘民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于1873年10月10日将巴塘天主教堂团团围住，“初则掷石向击，继则伤害抢掳，后则奋斧将教堂拆毁”，8日之后，将教堂焚为平地。巴塘所属盐井、莽里等地民众也揭竿而起，将盐井、莽里两座教堂烧毁，3处教堂司铎，教士纷纷奔命逃往康定。

1874年6月，法国公使热福理照会清朝政府，要求缉拿凶犯，赔偿损失。1875年3月30日，四川总督派打箭炉同知鲍焯，会同候补同知赵光燮，先后赴巴塘办理。鲍、赵二人对内恐吓惩治，对外恭顺从命。“一面移拔台兵多名，协同楚勇罗列堂阶，壮示声威”。先后传讯巴塘民众40余名，“入则飧以羊酒，给以赏需”，“然后反复开导”，继以“层层驳诘，晓以利害”。其处理结果是：“鸠工伐木，仿照旧式，分别赔修三处教堂，其衣物尚有者悉数退还，遗失者酌量估赔。”“至夷民滋事，土司不能弹压，实属咎无可辞，拟请将巴塘正土司罗宗旺登、副土司郭宗扎保各记大过三次……”俟三年无事，再行详情免究……唯查有主唆坏事之官房字识曹玉琳，务请究法以杜后患。后来将曹玉琳“密调赴炉，斥革看管”。

第二次教案

公元1879年冬(清光绪五年)，英国奥斯马加的伯爵“摄政义等(人)，欲由川境赴藏”。西藏方面得知情报之后，立即派出数千藏兵，“拦入川境百里有余，直逼牛古渡口”。摄政义在巴塘茶树山见此情况十分不妙，惊恐万分，只好逃之夭夭，“改道入滇”。阻拦摄政义入藏的军民并未就此罢休，采取三条抗教反洋斗争措施；一是“番闻洋使出后，于撤兵退回江卡之时，道经莽里教堂，即用刀剑破坏门窗，抛掷器物”。“搬击桌椅木器及马草元根”。二是藏宫颇奉香葛等被派往巴塘，“勒令巴塘文武土司，将各处洋人逐去”，并具结永远不许洋人由巴塘入藏，如果有洋人来，也“不许土司支应乌拉”等。三是“遍扎巴塘、理塘、霍尔章谷、叠盖各土司及云南所属阿墩子、中甸、维西等处寺院僧俗人等，以后一律不许洋人过境，亦不准各处迎护接送”。清朝政府闻讯后，十分震恐，饬令平复处理。派夷情部郎主事开泰，驰诣巴塘，令驻藏大臣飞檄劝谕，退回阻载之兵；由四川总督令阜和协副将况文榜，“带汉士官兵三百名”驰赴巴塘，会同巴塘粮员嵇志文，都司李万春手下兵丁，设法解散藏族民众武装，扼防要隘。对损坏的教堂，令土司赔修，清还木器。为确保莽里教堂安全，将其迁址到较为偏僻的盐井，移建工程于1880年秋完成。1881年3月，法国公使宝海，正式复函认可后，此案才算了结，前后历时1年零4个月。

第三次教案

公元1881年(清光绪七年)9月8日，巴塘法国天主教堂梅玉林司铎，秘密押运从西方运来的物品13驮，前往盐井，途中在核桃园露宿时，一伙三岩藏民和当地喇嘛“数十人拥进帐篷，梅玉林在内施放洋枪，立即轰倒一人”。围攻藏民和喇嘛见状惊退。稍待镇定后，“旋复四面围拢，掷石乱打。梅玉林持枪叠放，受伤倒地”，喇嘛、藏民一拥而上，将梅玉林砍杀毙命，并劫走财物，计“驮骡13头，骑马2匹，箱2只，茶包1只”。

此案发生后，四川总督丁宝桢立即上札军机处，经御批后，两路派兵前往出事地点，立悬重赏，“赶紧查办，追赃惩办，以期迅速，而慰远人”。由于合兵会缉，于1882年初“拿获工布曲批等二人”，后又“抓到喇嘛巴纳小、热根堆2人”。遂先将“罪情重大”的工布曲批，热根堆“就地正法”，其余两人暂押到打箭炉监禁，“一俟续获有犯，再行讯供拟办”。“教堂赃物除起获外，据该教堂尚应赔银一千九百三十五两七钱一分”，出于案件在巴塘土司辖区内发生，加之康宁寺喇嘛参与，故其赔款“令该土司及丁零寺(康宁寺别称)堪布分别赔缴，以为约束不严之戒”。同时部署缉拿山岩“余犯”，“务将在逃余犯悉数弋获．尽法惩办，不准一名漏网”。清廷上下对此案办理一味偏袒，颇尤“效力”，法国教会当事人和驻华公使自然满意。1882年4月26日，法国公使宝海，照会认可，全案历时7个多月，终算了结。

第四次教案

在已发生的多次教案中，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卑躬屈膝，并相互勾结，镇压巴塘民众的反洋教斗争，激起巴塘民众的极大愤慨和更大反抗。从公元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4月开始，拉开斗争序幕。据打箭炉法国天主教会主教毕天荣禀报称：“巴塘等处教堂，近来被遭屠害，极为可虑，于年闰四月至五月间，叠次被匪类(指当地民众)前来攻打，幸地方官前来弹压，未成巨祸”。到7月20日，斗争达到高潮，巴塘民众“直冲该处教堂，焚毁一空……该处奉教之人，竟被驱逐出境，其田地、庄稼、牲口、衣服等件，均被分抢无余”。同时，还把在1881年9月8日被杀的巴塘天主教司铎梅玉林等人的坟墓挖开，将棺木及尸骨一并倒入河中。

这次斗争，还波及滇西北藏区。在茨中、阿墩子等地也相继发生烧毁教堂，驱逐教民的事件。

对于此次教案，法国公使和教会强横要求：赔偿教士教民损失银三万两，修复教堂，护送教士教民回巴塘原地居住。但四川军宪认为：损失物件不多，赔银三万两，确属“浮开”；“地方民情不愿，势难勉强”，要尽快修复教堂和护送传教士回巴塘，不便也不利。因此，要求对法方提出的条件进行复议。因屡议未决，只好上报总署议裁。直到7年后的1894年，总理衙门屈服于法方压力，同意让巴塘及滇西北阿墩子等地的教士各回原地收回产业，并给偿恤银4万两，由川、滇两省各支付2万两。对此，滇省方面认为该地损坏的教堂已经修复，失物已归还，并有教会司铎收领证据为凭，不愿再支偿恤银两。川省方面虽支付赔款银2万两，但碍于巴塘民众“仇洋教甚深，与洋人誓不两立”，为劝其让传教士返回巴塘，已经发生“聚众毁署”事件，因此，表示不能照办。对此，法方一再施加压力。川省无奈，只好起用已任原雅州知府嵇志文前往开导。于1697年3月才说服巴塘僧众，同意护送传教士回去，还清地亩，修复教堂。纠缠近10年的此次教案，才告了结。

第五次教案

公元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4月，清廷改派四川成都锦龙茂道的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他赴任行经巴塘逗留期间，因遇事“袒护洋人，办事悉为洋人而来”，激起当地民众的极大不满和愤慨。1905年2月21日至22日，僧众数百人围攻茨荔陇屯垦农场。至28日傍晚巴塘僧众3500余人兵分三路，一路直赴法国天主教堂；二路拦阻街道，截断行人和救援人员；三路围攻凤全住所。凤全方面由于寡不敌众，于3月1日被迫接受条件，暂退回打箭炉，行至离城20余里鹦哥咀(又名红亭子)时，遭伏击，凤全本人及50余名随行官兵全部被杀。由于这次教案与杀驻藏帮办大臣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历史上多统称为“凤全事件”。这次与杀大臣相结合的反洋教斗争，是巴塘发生的数次教案中牵扯、震动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它不仅延及川边，而且扩展到滇西北地区，使其毁教堂、杀传教士的事件也不断发生。云贵总督丁振铎，奏派提督张松林出兵剿办，历时半年多才算平息。

这次教案中，川边部分杀了法国传教士牧守仁和苏烈，杀死杀伤教民多人，焚烧3处教堂，挖了已故的两名司铎坟墓。滇西北部分，杀法国传教士余伯南和蒲德元，烧毁教堂10座，打死教民13人……此次教案的处理，法方利用因其与“凤全事件”相关联，便变事加利。法方驻打箭炉主教倪德隆赴巴塘查看时，和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议定，赔偿烧毁教堂、财产什物，赈济教民等银四万四千余两；后又到成都会同法署领事何始康与四川洋务局司道续商，议定赔偿司铎命价及挖坟等费银七万八千余两。连同赵尔丰议赔款，合计为四川通用的九七平银约十二万三千两，期限为3年内分5期由省垫拨、兑付。双方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2月15日订约换文了结。云南方面，各项共赔银15万两，现交4万两，余银到1910年6月底交清。双方于1906年5月3日互换协定书，终算了结。对所谓肇衅凶犯，两省均分别进行了“惩治”。

第六次教案

1911年8月，道孚灵雀寺主寺活佛崩弄，以“拒喇嘛还俗”，“反对天主教”为由，与改土归流中已经被废黜的麻书土妇谷志玛密商：“乘势驱逐汉官，洋教”。遂收集天主教堂、传教士发展异教徒、买地建房、开垦荒地、招纳佃户、庇护歹徒，直接或间接损害寺庙的政教和经济利益的罪状；罗列衙署迫于不平等条约约束，奴颜媚外，狼狈为奸的行径。在僧俗群众中宣传鼓动，激起愤慨情绪。于是组织全寺喇嘛和部分民众，捣毁设治公署，火烧天主教堂，绑架县执事杨宗汉，拿获传教士谭敬修、熊德隆，并将三人押至灵雀寺内，威逼杨宗汉缴出官印，将谭敬修胡须拔掉，捆在寺门示众。事件发生后，道孚城内风暴哗然，并波及邻近康定、丹巴、大金、小金等县。川滇边务大臣公署闻讯，即调驻巴塘新军左营，驻扎曲卡新军右营开抵道孚，进行夹攻，克复县城。杨宗汉、谭敬修、熊德隆得以释放。当地团总丁培芝奉命招抚僧俗民众，对其“肇事者”处以“缴土枪1支、军粮4斗、以身作保之罚，免其一家之罪”。法籍传教士谭敬修获释后，即赴康定向主教倪德隆禀报事件经过，倪德隆当即向当时驻康守军长官颐占文提出抗议，以苛刻条件要挟解决。顾占文虑及恐事态扩大，责令灵雀寺与麻书土妇认错并赔偿损失，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道孚五保群众以支“乌拉”“汤役”“打役”等无偿劳役，重修天主教堂。对于灵雀寺，除具结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和赔礼道歉外，没收其出租土地一份归官府所有，以示惩处。

第七次教案

公元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法籍天主教穆神甫强占冷碛杉木湾朱姓管业，大兴土木，扩建教堂，强迫奉教，激起当地民众强烈不满。由当地青年朱樱桃领头，约集数十人冲进冷碛天主教堂，打开仓库，把粮食和钱物分给贫苦农民，并将神甫押禁看管起来。有的人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使出面劝阻。当时，朱樱桃等很勉强地退出天主教堂，释放神甫。之后众人议论纷纷，认为必须打击洋人的威风和嚣张气焰，把帝国主义势力从康区驱逐出去。便再次聚集在朱樱桃住地，竖起大旗，推举朱樱桃为首领，整队出发，渡过大渡河，直奔磨西，砸了磨西教堂。然后又折转向北进发，砸了沙坝教堂。把暂处教堂抄没的财物和粮食分给穷人。并准备一鼓作气，直趋康定捣毁天主教主教堂。聚义群众在行进康定途中，遭到康定军粮府派出的武装镇压，朱樱桃、朱华山、张眼皮、肖×专等首要人物被逮捕，其余群众被冲散。朱樱桃等被判处死刑，朱樱桃在临刑前，毫无惧色，一身正气，从容就义。此次教案，被后人传为佳话，称之为“朱樱桃打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