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驹
刘家驹（1900 ～ 1977），又名格桑群觉，藏族，四川巴塘县人，1900年出生于巴塘。民国9～12年（1920～1923）任巴安华西学校校长。民国 15 年（1926）任巴安县立小学校长，代理巴安县教育科长。民国 18 年（1929）任教育科长。同年，应当时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蒙藏周报》社副社长格桑泽仁之邀，到南京任《蒙藏周报》藏文编辑。民国 20 年（1931）升任藏事处第三科科长。后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和第九世班禅参议兼随行翻译，并与村晓堪布翻译藏文经典《时轮金刚》。民国 21 年（1932）7 月，刘家驹专任班禅行辕秘书长。民国 30 年（1941），刘家驹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住北碚编写《班禅大师集》，继入复兴中央训练团 18 期受训。是年 11 月回巴安途经云南，受到国民党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的接见，并委以高级参议。民国 33年（1944），经巴安驻军八一六团团长傅德铨从中圆和，刘文辉消除了对刘家驹的误会，任命他为西康省政府顾问。民国 34 年（1945），刘家驹作为西康省国大代表到南京出席“制宪国大”，并被聘任为国立中央大学边政系讲师，教育部蒙藏司委其负责翻译高小语文教科书。1949 年 12 月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通电起义，刘家驹表示拥护。1950 年 7 月接康定军管会通知，到康定参加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文字翻译工作。12月到康定民族干部学校任藏文教师。1952 ～ 1953 年，在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翻译室工作。1954 年和 1955 年，刘家驹两次到北京参加我国第一部《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的翻译工作。1955 年西康和四川合省后，刘家驹调四川省教育厅、省民族出版社工作。相继当选为四川省政协第二、第三届委员，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经纠正，补发了工资。1974 年，刘家驹因病经组织批准回巴塘休养。1977 年 9 月 4 日病故，终年 77 岁。其著述除《康藏》《康藏的过去和现在》《班禅大师集》外，还出版有：《西康政教史略》（1947 年）、《康藏滇边歌谣集》（1947 年 )、《康藏童谣集》（1963 年 ) 以及《藏汉合璧实用会话》。他还多次参与藏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与西南民族学院教师刀结合编过《藏汉字典》，为传播、交流藏汉文化作出了贡献。
一、早年生涯
刘家驹，生于1900年。藏名格桑群觉，男，藏族，巴塘县人。其父刘观镛为汉族，母为藏族。1905 年他随父亲刘观镛（时任官话学堂教习）入巴安军粮府办的官话学堂学习汉语，两年后开始学习汉文。清宣统二年（1910）入巴安县立高等小学学堂读书，1913年高小毕业。1914 年，拜泽登为师，每天早晚走读学习藏文。1915 年入谢楷延办的私塾，学习《琼林》及对联，学习一年。1916 年，谢楷延赴白玉县，刘家驹（1900 ～ 1977），又名格桑群觉，藏族，四川巴塘县人，1900年出生于巴塘。民国9～12年（1920～1923）任巴安华西学校校长。民国 15 年（1926）任巴安县立小学校长，代理巴安县教育科长。民国 18 年（1929）任教育科长。同年，应当时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蒙藏周报》社副社长格桑泽仁之邀，到南京任《蒙藏周报》藏文编辑。民国 20 年（1931）升任藏事处第三科科长。后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和第九世班禅参议兼随行翻译，并与村晓堪布翻译藏文经典《时轮金刚》。民国 21 年（1932）7 月，刘家驹专任班禅行辕秘书长。民国 30 年（1941），刘家驹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住北碚编写《班禅大师集》，继入复兴中央训练团 18 期受训。是年 11 月回巴安途经云南，受到国民党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的接见，并委以高级参议。民国 33年（1944），经巴安驻军八一六团团长傅德铨从中圆和，刘文辉消除了对刘家驹的误会，任命他为西康省政府顾问。民国 34 年（1945），刘家驹作为西康省国大代表到南京出席“制宪国大”，并被聘任为国立中央大学边政系讲师，教育部蒙藏司委其负责翻译高小语文教科书。1949 年 12 月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通电起义，刘家驹表示拥护。1950 年 7 月接康定军管会通知，到康定参加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文字翻译工作。12月到康定民族干部学校任藏文教师。1952 ～ 1953 年，在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翻译室工作。1954 年和 1955 年，刘家驹两次到北京参加我国第一部《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的翻译工作。1955 年西康和四川合省后，刘家驹调四川省教育厅、省民族出版社工作。相继当选为四川省政协第二、第三届委员，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经纠正，补发了工资。1974 年，刘家驹因病经组织批准回巴塘休养。1977 年 9 月 4 日病故，终年 77 岁。其著述除《康藏》《康藏的过去和现在》《班禅大师集》外，还出版有：《西康政教史略》（1947 年）、《康藏滇边歌谣集》（1947 年 )、《康藏童谣集》（1963 年 ) 以及《藏汉合璧实用会话》。他还多次参与藏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与西南民族学院教师刀结合编过《藏汉字典》，为传播、交流藏汉文化作出了贡献。
刘家驹随同前往，继续走读。1917 年，刘家驹在白玉县担任边军营部录事时，因为抵抗藏军东侵，左脚受伤致残。民国 7 年（1918）入巴安华西学校初中班读藏文、英文及初中课程。1919 年，他一边读书一边兼任该校初小国文、图画教员。民国 9 ～ 12 年（1920 ～ 1923）任巴安华西学校校长。1924 年，他开办巴安平民益智书报社，设有小图书馆，教平民写字，并为其备纸、墨、粉笔等。民国 15 年（1926）任巴安县立小学校长，代理巴安县教育科长。民国 18 年（1929）任教育科长。在此期间，曾与格桑泽仁、江安西发起成立巴安青年会。
二、跟随九世班禅
1929 年，刘家驹应少年时的同学（当时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蒙藏周报》社副社长）格桑泽仁之邀，到南京任《蒙藏周报》藏文编辑。1930 年 , 任蒙藏委员会藏事处科员和《蒙藏周报》社藏文股主任。不久，刘家驹获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赏识，应邀担任班禅办事处秘书。经过罗桑坚赞的介绍，不到两年，刘家驹便出任九世班禅的高级随员，负责九世班禅的对外翻译工作。其间，他整理了早在巴安写成初稿的《康藏》一书，交由新亚细亚学会于 1932 年出版。同时他还参与了格桑泽仁发起成立的“西康青年励志社”举办的“西康青年杂志社”，并且兼任南京蒙藏学校藏文教师、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教务科科长及藏文秘书。民国 20 年（1931 年），刘家驹参加中国国民党，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早期藏族党员之一，并且出席了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同年，刘家驹担任蒙藏委员会藏事处第三科科长，兼中央党校藏文教师，还出席了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并将《康藏的过去和现在》一书分发给与会人士，呼吁各界重视康藏工作。回到南京之后，1932 年，刘家驹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及九世班禅参议兼随行秘书、翻译，并同村晓堪布翻译了藏文典籍《时轮金刚》。
国民政府方面为拉拢九世班禅，乃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刘家驹这个康巴人虽然仅是九世班禅的秘书，担任翻译工作，但其背后是索本堪布、罗桑坚赞、罗友仁（罗桑坚赞的侄子，时任军务处长），故在以后藏人士为主的班禅行辕内地位稳固。1933年，刘家驹担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并任九世班禅的西陲宣化使公署秘书，随九世班禅先后赴北平、内蒙古、杭州、青海、甘肃等地弘法，启建“时轮金刚大法会”。1935 年，九世班禅赴南京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央会议之后，又赴杭州主持各界举办的“时轮金刚法会”，上海、南京等地政商名流纷纷向九世班禅顶礼，他们均由刘家驹引见。九世班禅在南京参加所有政治会议，并同蒋介石、戴季陶、陈诚、张群、程潜等人会面时，均由刘家驹担任翻译，由此刘家驹在南京政界获得了一定声望。1936年，刘家驹先后被任命为驻玉树、青康藏三边办事处副处长。
1932 年至 1937 年，刘家驹随九世班禅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宗教活动及国事活动。在宗教方面，刘家驹参与了数次时轮金刚法会及灌顶等活动。第一次是 1932 年 7 月，应乌兰察布盟盟长邀请，九世班禅在百灵庙举办的第五次时轮金刚法会，约 37000 多人参加。第二次是1932 年 10 月，应段祺瑞邀请，九世班禅在北平国立故宫博物院太和殿举行的第六次时轮金刚法会，约 10 万人参加。第三次是 1933 年 1月，应戴季陶、居正等人邀请，九世班禅在南京宝华护国圣化隆昌寺为 500 多名僧俗人士灌顶。第四次是 1933 年 4 月，九世班禅在浙江杭州西湖灵隐寺举办的第七次时轮金刚法会，约 7 万人参加。第五次是 1935 年 2 月 18 日，九世班禅在阿拉善南寺为 2000 多位僧俗人士念长寿经并灌顶，事后刘家驹翻译了《无量寿佛灌顶开示》。第六次是 1935 年 3 月 13 日，应青海塔尔寺池巴之请，九世班禅在塔尔寺（即公朋）举办的第八次时轮金刚法会，约 5 万人参加，刘家驹详细记述了此次法会。第七次是1936 年 5 月 26 日，应嘉木样活佛及黄正清裹佑等人邀请，九世班禅在甘肃拉卜楞寺举办的第九次时轮金刚法会，约 6 万多人参加。
在国事方面，一是 1932 年 12 月 14 日，应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之邀，九世班禅在南京谒中山陵，觐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及各部长官。10 天之后，九世班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西陲宣化使，刘家驹被任命为西陲宣化使公署秘书，在国民政府举行了就职典礼。二是九世班禅得知内蒙古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受日本引诱之后，随即亲自前往劝说德穆楚克栋鲁普停止自治，并派刘家驹、罗桑坚赞等人赴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内蒙古形势。三是 1934 年，刘家驹随九世班禅参加了国民政府为十三世达赖举办的追悼会。其间，九世班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并举行了就职典礼，刘家驹则被任命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四是 1934 年 6月 3 日，应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之邀，刘家驹随九世班禅赴上海参加了三十万人欢迎大会，九世班禅作《蒙藏为中国重要国防》的演讲，由刘家驹翻译。五是 1935 年 1 月 26 日，刘家驹随九世班禅到内蒙古阿拉善旗定远营，宣布成立西陲宣化使公署，刘家驹专责处理来往函电，并于 3 月 19 日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报告了九世班禅回西藏的计划。同年 8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刘家驹为护送班禅回藏专使，成立护送专使行署，并且任命了行署参赞和行署参军。
三、九世班禅圆寂与甘孜事件
1937 年，在国民政府特派护送班禅回藏大员行署（简称“专使行署”）专使赵守钰的护送下，九世班禅开始西行回后藏的旅程，刘家驹仍任原职随行。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同西藏噶厦在班禅卫队是否同时入藏的问题上相持不下，而且自 1936 年西安事变后，英国对班禅入藏一事进行阻止，班禅回藏被迫停止。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无暇他顾，西藏噶厦拒绝班禅入藏态度也愈发坚决，国民政府遂令九世班禅暂驻康定而不入藏。九世班禅忧郁成疾，于 1937 年 12 月 1 日在青海玉树圆寂。
九世班禅圆寂之后，班禅行辕的一两千人顿失依靠。当时，班禅私人的珠宝、翠玉、金银元宝便有六千驮，此外还有张学良、刘湘及国民政府赠送的以及从意大利自购的手枪、步枪一万多支。而班禅卫队仅有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如赵守钰的仪仗队 500 人撤离之后，力量便更单薄。班禅堪布会议厅经研究决定，为防止青海马步青旅长劫夺班禅遗产，将九世班禅灵柩迁至西康甘孜县暂时停放，请示国民政府办理善后事宜，并派刘家驹代表班禅行辕赴重庆汇报情况。
刘家驹赴重庆汇报后，戴季陶决定亲自赴甘孜致祭。戴季陶向国民政府请得三十万元经费，组织“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行辕”，不久便自重庆出发赴西康。刘家驹被戴季陶任命为简任机要秘书兼翻译。国民政府当时认为，正值抗日战争期间，九世班禅灵柩应暂存西康甘孜县，不宜急于送西藏，以免发生事端，扰乱中国大后方的稳定。戴季陶在西康时，经人提议，准备收孔撒土司德钦旺姆为义女。许崇灏、刘家驹得知此事后，均认为这会导致政治问题，劝戴季陶停止，又怕孔撒土司德钦旺姆不满，乃答应德钦旺姆称，等戴季陶回到重庆后，再请德钦旺姆赴重庆举行收为义女的仪式，从而借此使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西康的统治者刘文辉本来信奉佛教，每年派员去孔撒熬茶布施。但九世班禅灵柩迁至西康甘孜县后，刘文辉见班禅行辕卫队有一个营的兵力，还有大量武器，宗教信仰又同康北民众相同，生怕班禅方面同康北方面结合成一反对派力量，动摇自己对西康的统治。正在此时，班禅行辕卫队长益西多吉（孔撒益西）宣布准备同孔撒土司德钦旺姆结婚，实际上是入赘孔撒土司德钦旺姆家。刘文辉遂认为班禅方面准备勾结康北方面地方实力派，长期盘踞康北。这时，刘文辉又得知戴季陶想收孔撒土司德钦旺姆为义女之事，加之班辕借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入康致祭之际，提出把道孚、炉霍、甘孜、瞻化、邓柯、德格、白玉、石渠等 8 县划为特区交班辕治理。戴季陶碍难转报，此事被刘文辉察觉，认为是倒刘阴谋，对戴季陶十分不满，甚至没有接受戴季陶约其赴雅安的邀请。孔撒土司德钦旺姆本来是刘文辉的土兵营长。她知道刘文辉对益西多吉入赘一事不满，刘文辉也曾托刘家驹劝说德钦旺姆作罢，但德钦旺姆不认为这事关政治。1939 年，她仍然同益西多吉结婚，结果刘文辉随即进行武装干预，造成班禅行辕同刘文辉的二十四军的冲突，爆发了“甘孜事件”。刘文辉手下的甘孜驻军张团袭击班禅行辕时，班禅行辕卫队毫无防范，匆忙撤离，班禅行辕的财物和枪支损失严重。孔撒土司德钦旺姆也率部众随班禅行辕一起撤离。
“甘孜事件”发生后，刘文辉同班禅堪布会议厅双方均致电重庆国民政府各部会，各执一词，国民政府无法解决。半年之后，班禅行辕率部联合康北的各土司头人，武力夺回甘孜，并攻下炉霍、道孚两座城市，势将取康定。刘文辉急忙电告蒋介石，请蒋介石阻止班禅行辕前进。但蒋介石收到电报后，仅坐观形势变化，并未及时作出批示。刘文辉驻重庆代表以及张笃伦（曾任刘文辉驻南京高级代表）则利用行政院秘书翁文灏不通边情，向翁文灏建议，请行政院急电班禅行辕，阻止班禅行辕前进。刘家驹收到电报后，只注意署名为“蒋中正”（当时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但未注意到其后是“院秘”（“院”为行政院行公文）而不是“侍秘”（“侍”为侍从室发电，为蒋介石知晓），实际上该电蒋介石并不知道。班禅行辕接到该电报后，以为是蒋介石的命令，便停止了前进。不久，张笃伦奉命抵达康定，顺利平息了甘孜事件。事后，班禅方面人员于 1939年12月29日将班禅灵柩迁回青海玉树。在“甘孜事件”中，刘家驹以“康人治康”的口号，号召地方反对刘文辉对西康的统治。同时多次参加了班辕和孔萨土司联合反对刘文辉的密谋策划。在事变失败后，刘家驹撤退回玉树。
四、边疆服务
1940 年 4 月，得到西藏噶厦政府的允许，班禅堪布会议厅派秘书长王乐阶等 400 余人从青海玉树护送九世班禅的遗体回藏。刘家驹奉行政院电令，回重庆述职，改任蒙藏委员会顾问。是年，他又担任陪都旅渝巴安人组织的“东隆会”副会长和班禅驻渝办事处处长。民国30 年 (1941)，刘家驹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住北碚遐光楼编写《班禅大师集》，继入复兴中央训练团 18 期受训。是年 11 月，他请假回巴安。1942 年，在巴安县国民协进会第 22 次年会上，刘家驹当选副会长。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刘家驹返回重庆。刘家驹乃自盐井至云南叶枝，借口母亲病重而推掉了职务。后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来信同意刘家驹在云南任职。1942年，刘家驹受到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召见，被宋希濂任命为高级参议。1943年，刘家驹在云南叶枝兴办滇康工业社，以生产蜡烛为生。同时，他还写书、作画、种菜、种果树。民国 33 年（1944），经巴安驻军八一六团团长傅德铨从中圆和，刘文辉消除了对刘家驹的误会，任命他为西康省政府顾问。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家驹随即返回巴安。1946 年，刘家驹到南京出席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因大会未能如期召开，暂任国立中央大学边政系讲师，并应教育部蒙藏司之托，翻译高小语文教科书。11 月，参加了国民代表大会。1947 年，复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同年还被任命为巴安国民协进会副会长。他所撰写的《西藏政教史略》和《康滇藏歌谣集》等书相继出版。1948 年 3 月，刘家驹以社会贤达人士的身份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5 月 1 日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行宪国民代表大会和立法院全体委员会。1949 年 8 月西藏发生驱汉事件，刘文辉为了安定后方，示意刘家驹和格桑悦希同西康省代主席张为炯共同维持地方安宁，并托刘家驹起草《藏族自治指导委员会组织大纲》，交由格桑悦希在西康发动筹备。刘家驹回巴安后，与巴安各界士绅代表到波密，调解了巴安与邦达昌之间因旧怨而产生的纠纷。1949 年12 月得到格桑悦希转知，西康藏族自治协进会业经成立，刘家驹任委员。同时告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已在彭县通电起义，刘家驹表示拥护。于是刘家驹在巴安参加了“巴安地下党”和“东藏民青”召开的各族各界人士迎接解放的会议。
1950 年 7 月接康定军管会通知，到康定参加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文字翻译工作。12 月到康定民族干部学校任藏文教师。1951 年，他代表民干校出席了西康省教育工作会议。1952 ～ 1953 年，他在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翻译室工作。1954年，被派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我国第一部宪法的翻译。1955年调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文教处工作。专译教科书。同年去北京为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作翻译。1955 年西康和四川合省后，刘家驹调四川省教育厅民族教育科工作，翻译藏文教材。此间曾去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7 年，他随省教育厅干部到甘孜州道孚、炉霍、甘孜调查小学教育情况，征求对藏文课本的意见，9 月，调四川民族出版社任藏文编辑室主任。他在翻译工作中做出了成绩，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9 年，刘家驹任四川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民族宗教组成员，还到北京出席了民族出版工作会议。1962 年，四川民族出版社与四川人民出版社合并，刘家驹调任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写出了《清末以来帝国主义在巴塘的传教办学行医活动》《赵尔丰对川边的统治及措施》和《雪城杂记》( 上集 ) 等文史、民间文学资料。1963 年，他任四川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这年他写出《近百年来的康藏》《藏区童谣》《歌颂新社会、反对旧封建》等文史资料和歌曲集。1964 年，刘家驹参加了四川省文史资料委员会扩大会议后，写出了《基督教在西康地区的活动情况》 《天主教在西康地区的活动情况》《理塘毛哑坝大温泉的由来记》和《甘孜事件起因及其经过记实》等著述。1965 年，写了《巴塘民团与边军杨团之战》和《巴塘制革工业的兴衰》等资料。
1966 年，又写了《西康诺那事件》及《格桑泽仁提缴马成龙团枪械始末——兼述藏军犯巴被击败史实》。1966 年，刘家驹调甘孜州政协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被红卫兵押回巴塘劳动，只发给生活费。1969 年，甘孜州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他平反和补发了工资。1974 年，刘家驹因病经组织批准回巴塘休养。1977 年 9 月 4 日病逝于巴塘，终年 77 岁。刘家驹通晓藏汉文，其著述除《康藏》《康藏的过去和现在》《班禅大师集》外，还出版有《西康政教史略》（1947 年 )、《康藏滇边歌谣集》（1947 年 )、《康藏童谣集》（1963 年 )以及《藏汉合璧实用会话》，译有《西藏情歌》( 即仓央嘉措情歌 )，收集有《西藏谚语》，写有《游阿拉善南寺记——浪漫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骨塔在此》等。他还多次参与藏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与西南民族学院教师刀结合编过《藏汉字典》，为传播、交流藏汉文化作出了贡献。在藏族文化界享有盛名。
《甘孜州实录》2016年第2期
根据《甘孜州志》《高原江南桃李园》及相关资料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