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喜旺徐

扎喜旺徐（1913—2003），男，藏族，1913年出生于甘孜州新龙县。1935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任甘孜博巴政府骑兵连连长，同年6月随红二方面军长征，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北局行政处科长、内蒙古盐务局局长，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行政委员会处长，兴安省政府财经处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青海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青海省副省长、国家民委司长、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青海省第四届政协主席、青海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青海省顾委副主任。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在红军进入藏区之前，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动宣传，极力丑化、污蔑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挑动红军与藏族同胞的关系。受这种反动宣传的影响，加之历史留下来的民族隔阂等问题，当红军要到藏区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一片恐惧和骚动。土司、头人、牧主、大喇嘛、大管家及有钱人家，怀着恐惧的心情，东躲西藏。贫苦牧民逃到深山老林或边远地区去躲藏。也有没有躲藏的，扎喜旺徐就是一个。他后来告诉别人，他为什么没有跑？当时他想：天上的乌鸦没有人打。为什么？因为肉不能吃，毛不值钱。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红军杀我干什么？

1935年初，徐向前、陈昌浩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进驻甘孜。有一天，扎喜旺徐大着胆子跑到县城去看看。在旧县城门口，有两个红军战士站岗，仔细检查进进出出的红军。他心想，都是汉人，自己人还不认识自己人？检查什么？

他在城门口转悠时，站岗的士兵走过来同他搭话，扎喜旺徐听不懂汉话，一个劲地摇头。战士请来翻译，问他有什么事？扎喜旺徐回答得挺干脆：“没有什么事，只是想看看红军是什么样子？和以前的汉兵究竟有什么不同？”

正在这个时候，从里面出来一个当官模样的红军，样子挺和蔼的，问他是哪个村子里的人？乡亲们的情况如何？跑进深山老林的人回来没有？他们的牛羊有人照看吗？生活有困难吗？扎喜旺徐就把他所知道的作了回答。

见扎喜旺徐的衣服很破烂，那位当官的给了他一件衬衣，一条毛巾，一块肥皂。还给了他一个红布条子，让他挂在胸前。当时扎喜旺徐并不知道那块红布条是“代表证”，上面写着“民族代表”4个字。扎喜旺徐后来才知道，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下，当时正在甘孜召开各界僧俗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成立苏维埃“波巴政府”。他们村子没有人参加会议，他自己找上门来，就让他当了代表。

第二天，他又带着两位老人到县城。红军战士见了他，向他敬礼。他感到很奇怪，过去国民党军队歧视藏族同胞，见了藏民动辄打骂，称他们是“蛮子”。可红军对我们藏民却这么亲切，还向我敬礼。红军战士向扎喜旺徐致以军礼，给扎喜旺徐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说明红军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尊重藏族同胞。

凭着那个代表证，扎喜旺徐和两位老人进了红军总部。一个当官的人亲切地接见他们，通过翻译同他们交谈。那位当官的人告诉他们，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各族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为各族人民谋幸福的，是穷人自己的军队。还讲了许多道理，扎喜旺徐记不住，也理解不了那么多道理。但有一点，给了扎喜旺徐很深的教育和感受，那就是：红军与国民党不一样，对我们藏民好，对穷人好！

后来扎喜旺徐才知道，那位干部就是邵式平同志。解放后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省长。

邵式平了解到扎喜旺徐的身世后，仿佛看出了扎喜旺徐的心愿，问他想不想参加红军？扎喜旺徐很爽快地回答说：“愿意。”邵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邵式平对扎喜旺徐说：你们回去以后，要把跑出去的乡亲们找回来，告诉他们，我们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我们有严明的纪律，不准打骂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院。你们亲眼看见了，红军有那么多人马，我们宁愿露宿草原，也不进驻寺院。想办法告诉乡亲们，不用害怕，赶快回家来，照看好自己的牛羊，安居乐业。

扎喜旺徐按照邵式平布置的任务，到各地说服群众回乡。

格达是甘孜县白利寺的活佛，法名格桑登增·扎巴塔耶，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康贡德喜底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比扎喜旺徐大10岁。格达活佛7岁那一年，被认选为转世灵童，迎请到寺院，举行坐床大典，成为第五世格达活佛。

格达活佛虔诚信佛，富于正义感，自己又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对广大僧俗群众，有一种本能的同情心，对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那些谣言不大相信。但是，对红军也没有什么了解，因此，在红军到来之前，悄悄地在寨子里隐藏了起来，他没有走远，想看看情况再说。

扎喜旺徐很快找到格达活佛，告诉活佛，红军是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经过甘孜，是为了北上抗日，反抗日本侵略者。活佛也看了红军的布告和有关的宣传材料，同时也对红军作了一些了解。因此活佛很认真地听了扎喜旺徐的叙述，立即带领随从回到寺院。他见红军宁愿露宿草地，也没有进驻寺院，经堂和佛像完好无损，深受感动。格达活佛后来对自己的随员说：“我作为一个活佛，14岁就到拉萨三大寺学经。佛法的真谛是要救渡受苦受难的众生出苦海，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是为了劳苦大众求解放，让汉族同胞和藏族同胞都有好日子过。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这一点是一样的。”

从那以后，扎喜旺徐更加积极地帮助红军进行宣传活动。散发文告，张贴标语，派人召回受国民党反动宣传而逃到深山里的乡亲们，告诉他们要安心生产，不要轻信谣言，自相惊扰。

当时甘孜地区的藏族同胞，究竟援助了红军多少粮食，已经无法统计。在这一过程中，扎喜旺徐做了大量的工作。仅白利寺管家不完全的统计，白利寺捐献的“拥护红军粮”，计有青稞134石，豌豆22石，马15匹，牦牛19头。

为了感谢白利寺僧众对红军的支援，1936年4月17日，红四方面军专门为白利寺发布布告，明确指出：“查白利寺配合红军共同兴藏灭蒋，勋劳卓著。我军给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扎喜旺徐到处给群众作宣传，动员藏族同胞支援红军的事很快传遍了甘孜地区，受到红军指战员的鼓励和赞扬。不久，朱德总司令到了甘孜，亲自到寺院看望格达活佛，还接见了扎喜旺徐和其他一些藏族群众。

1936年5月5日，在朱德、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红军将领的指导下，在甘孜县成立了“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尼麦·泽旺邓登（德格土司）任波巴政府主席，德钦旺姆、格达活佛任副主席，邵式平任党代表，夏克刀登任军事部长。扎喜旺徐被任命为骑兵连连长。他的责任是保卫新生的藏族红色政权。

1936年5月，红六军团正向康南地区的乡城、稻城和巴塘县挺进。在此之前，扎喜旺徐通过瞻化(今新龙县)的喇嘛寺，给乡城、稻城和巴塘的寺院和土司、头人写信，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说明红军是藏族人民的朋友，希望不要听信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不要与红军为敌。

5月14日，红六军团进入乡城、稻城，受到乡城县最大的桑批寺僧众代表的热烈欢迎，并捐献许多食品，慰劳红军。

红军纪律严明，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他们真诚的态度、高贵的品德和严明的纪律，使喇嘛活佛们深受感动。活佛派喇嘛们到各地，通知躲藏在深山老林的群众返回家园，并动员群众把粮食和肉食卖给红军。红军在乡城、稻城休整了7天，这期间，藏胞支援红军的粮食，堆得像小山一样高，为红军继续北上，做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波巴政府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藏族地区建立的第一批苏维埃革命政权之一，也是影响最大的苏维埃革命政权。在长征路上，扎喜旺徐一直跟贺龙在一起。从总指挥贺龙到普通战士，都对扎喜旺徐很关心，把他当作自己人，使扎喜旺徐真正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作为一个藏族战士，扎喜旺徐适应高原气候，熟悉当地环境，在过雪山、草地时，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特殊作用。一次，为了从敌人手里争夺几百只羊，扎喜旺徐奋不顾身地冲在最前面，终于把羊群赶了过来。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敌人一枪打在他的左肩上，从前胸穿过去，却奇迹般地没有伤到心脏，否则有生命危险。

1936年7月2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主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甘孜会师”。

不久，红四方面军先行北上，邵式平不让扎喜旺徐随部队走，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要为红二方面军过松潘草地准备粮食和其他物资。扎喜旺徐不分白天黑夜，翻山越岭，走村串户，依靠着红军留下的良好影响和自己的努力，在短短40多天里，筹集到粮食46000多斤，此外还有一些酥油和肉类。他还曾动员一个寺院，一次赠送青稞5000斤。

三大主力会师时，已是塞外草衰的时节。红二方面军到达定边以南一个小镇上，根据贺龙的指示，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找扎喜旺徐谈话，要他到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习。一听说要“上学校”，扎喜旺徐问还有什么人去？参谋长说，“就你一个。”

扎喜旺徐开始时还不愿意，说：小孩子才上学校。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脑子又笨，学不会。

扎喜旺徐固执地说：“我不去。”

参谋长说不通，向贺龙汇报。贺龙亲自找扎喜旺徐谈话，贺龙说：“中央关心少数民族干部，专门办‘少数民族班’，我想去行吗？我贺龙还没有这个资格呢！”

贺龙又亲切地说：中央决定举办“少数民族班”，这是个重大决策。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从全局着想，下大力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不但是当前斗争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今后长远的目标着想。等将来打败了日本鬼子，革命成功了，全中国解放了，建设少数民族地区，还要依靠你们这些少数民族干部。

贺龙对扎喜旺徐说：作为一个革命战士，要有远大理想，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决心。首先要学好文化知识，提高政治觉悟。

贺龙语重心长的一席话，使扎喜旺徐豁然开朗，深受教育。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每当回想当时的情景，重温贺老总的谆谆教导，扎喜旺徐总是非常激动。扎喜旺徐还经常用贺龙同志对他的教导，来教育他的子女，教育年轻的一代，勉励他们努力学习。

1945年“8·15”抗战胜利后，组织上派扎喜旺徐到张家口，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盐务局长。那时内蒙地区十分缺盐，组织上让他负责购盐工作，从内地购买食盐，往内蒙古运，又把内蒙的皮货、羊毛运到内地去卖。那时环境艰苦，汽车很少，主要靠胶皮大车和牛车。就是依靠这些落后的运输工具，扎喜旺徐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946年9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古分会成立，扎喜旺徐被派到锡林郭勒盟行政委员会任处长。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这是党领导下的我国第一个自治区，对做好我国的民族工作、圆满解决民族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扎喜旺徐被调到察哈尔盟行政委员会任处长。

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扎喜旺徐一直在内蒙古地区工作，为我国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全国解放前夕，扎喜旺徐被派到彭德怀将军率领的第一野战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青海一解放，党即派他到青海工作，任省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后，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工商厅副厅长。1950年10月，在青海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他当选为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2月，西北局正式批准组建中共果洛工委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任命扎喜旺徐为团长。1954年元旦，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扎喜旺徐当选为第一任主席。同年12月27日，扎喜旺徐当选为青海省副省长。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经磨难的扎喜旺徐先后担任青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务。

扎喜旺徐经常对一些藏族干部和他的子女说：我是一个娃子出身的穷孩子。没有共产党，没有红军就没有我扎喜旺徐的今天。回顾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事，唯一的心愿，是希望你们继承革命传统，发扬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这是我们党的无价之宝，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扎喜旺徐几十年如一日，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祖国的解放和各族人民团结进步事业含辛茹苦，辛勤工作，为发展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贯彻执行爱国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扎喜旺徐忠于党的事业，对工作认真负责，讲原则，顾大局，识大体，时时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时时处处想着人民群众。他为人耿直，作风正派，平易近人，团结同志。他生活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坚持真理。在牧区合作化问题上，他坚持党的“慎重稳进”的方针，反对“两步并着一步走”的急躁冒进做法。1958年，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在“文革”期间又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但他始终相信党，仍然坚持党的原则，保持了一个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和情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青海地区，尤其是牧区极“左”路线造成的严重危害，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正确解决青海民族地区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干部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他用实际行动维护和改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民族关系，保障社会稳定，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他坚决反对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海外藏胞做了大量的争取团结工作。

离休以后，扎喜旺徐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工作、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力所能及地参加有关社会活动，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余热。他坚决拥护、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拥护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拥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保持了一位老党员的高尚品质。

2003年11月16日23时，扎喜旺徐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甘孜州实录》2016年第二期